类比推理辩护的常识模型困境及其解决策略

20世纪60年代玛丽·赫西对类比推理辩护问题进行的探讨逐渐形成常识模型。但这一模型和规则存在难以解决的困难。哲学家巴萨反思常识模型,从而提出自己的模型,为类比进行辩护。但巴萨仅仅将类比论证的问题限定在逻辑的构建之上加以辩护是不恰当的。这样辩护的哲学基础既不充分也不牢靠。类比推理是逻辑与心理交叉研究的模糊地带,需要将其放在更加深刻的逻辑哲学问题背景中,才能看到这一问题的实质。我们不仅需要从逻辑的角度,从技术上做出一个合理的辩护,也需要从哲学上对其背后所隐藏的哲学问题做出系统解答。一种更为合理的辩护策略是:关于类比论证的辩护需要从两方面进行,首先要建立合理的类比论证模型,并为这一模型进行哲学辩护。然后为其背后的逻辑与心理关系问题做出合理的哲学解答,从而支撑所建立的模型。

人工智能与实际汇率

本文将人工智能变量以生产任务方式引入Balassa-Samuelson模型(巴萨模型),理论分析人工智能发展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将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不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将导致实际汇率贬值。本文以工业机器人安装存量表示智能化程度,利用国际机器人联盟、Peen World Table 10.0和世界发展指标等数据库构建1993—2019年72个国家和地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且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不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贬值的结论在统计上不稳健。拓展分析发现:第一,人工智能发展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第二,分行业而言,制造业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建筑业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贬值;第三,OECD成员国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不可贸易品部门智能化程度提高导致实际汇率贬值;而非OECD成员国智能化程度改变对实际汇率影响不显著。

国家间价格水平差异的成因——对富人社区效应模型的扩展和检验

唐翔(2008)放宽巴萨模型假设条件,提出了更为现实的解释国家间价格水平差异的富人社区效应模型。然而,该模型基本形式与巴萨模型在计量上难以区分。文章将富人社区效应模型做了进一步扩展,构建了能够识别其与巴萨模型区别的计量检验形式。随后,通过放松非技能工人只能生产非贸易品的假设,又构建了符合当代世界外包生产情况的富人社区效应当代模型,使之能对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间物价水平的不同表现进行理论预测。通过对基于1990~2010年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进行估计发现,在高收入国家中,非技能劳动力比重对物价水平有极大的负向影响,并超过了其通过影响人均收入而对价格水平产生的间接影响;然而,在低收入国家中这种情况并不成立。这表明,富人社区效应模型对国家间价格水平差异的现实解释力是优于巴萨模型的,具有普适意义。

科技知识的地方性与全球性——走向后殖民技科学观研究

在关于科技跨文化和跨国家传播的研究中,巴萨拉模型和佩尔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全球西方化的实证主义科技观;后殖民科学观,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建构主义,强调"地方性科技"之间的永久隔阂,走向文化相对主义;当前的后殖民技科学观从全球性与地方性之间相互冲撞的关系视角去关注着全球性与地方性之间各种异质性要素的辩证冲撞与互利发展,这种视角的理论基础实际就是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