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字的期待(八)

一、成都铜勺图像反映古蜀史迹 近年出土的不少巴蜀器物中，往往刻有一些图像，这实际上就是比较原始的巴蜀文字。其中有些内容，可以与古蜀史里的记载相印证，并且延伸出一些新的史料证据。

巴蜀文字探究和释读

巴蜀文字是战国时期开明王朝遗留下来的文字 ,音义久已失传。近年考古发现的器物上 ,有不下30 0个独体文字可供研究。考证发现 ,巴蜀文字常与古汉字共存 ,因而可用对照法加以解读 ,从而找到某些巴蜀文字研究的突破口。同时 ,对巴蜀文字的音义推测 。

巴蜀文字与东巴文关系初探

东巴文和巴蜀文字的关系学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发现,两种文字造字手段,符号体态各有特点,差别较大。因此两种文字没有关系。

巴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以"三重证据法"的结合方式,将中国古代史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全面、深层领域,它的重要意义远远要超过其专业本身。所谓"三重证据法",就是运用文献、考古与古文字研究三方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巴蜀文字,应是巴蜀历史研究中的第三重证据。这种"三重证据法"也必将成为巴蜀历史研究的新趋势。

巴蜀印章文字考释——巴蜀文字释读方法探索

通过比较冬笋坝墓葬所出巴蜀文字印与汉文印,分析两类形制、款式、字数相同的印章,可知巴蜀文字印实系模仿汉文印而制作。巴蜀文字体系中相当一部分文字的作用应重在表音,而并不在表意,这与巴蜀文字数量尚少的事实互为因果。而巴蜀文字的来源之一则是对汉字的借用,其发生时代当在东周以前。

巴蜀文字的来源

从现有考古材料看，早期巴蜀文化到晚期巴蜀文化之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引起巴蜀文化早、晚期之间发生剧烈变化的动因并非来自巴蜀文化内部，而主要是来自外部。大量考古材料可以证明，引起晚期巴蜀文化发生剧烈变化的外来因素主要是越文化，而不是楚文化。晚期巴蜀文化受越文化影响主要表现在：1．晚期巴蜀墓葬与湖南湘江流域的越墓均为狭长形竖穴土坑墓，巴蜀文化的船棺葬也是由越文化传人的；

巴蜀符号印、汉字印对比释读及巴蜀符号释读方法问题——兼与冯时、冯广宏、李学勤等先生商榷

巴蜀符号迄今是一个未解之谜,自发现以来70多年,释读一直没有重要进展。将巴蜀符号视为文字是学界主要认识,但这种认识并没有可靠的理论支撑以及严谨可靠的论证。有学者主要依据冬笋坝M50等所出土汉字印与巴蜀符号印进行对比释读和研究,得出巴蜀符号印章在“内容与形制”上都模仿汉文印章、巴蜀符号即文字,以及在此基础上可以识读其他一些巴蜀文字等认识。该文通过多角度分析探讨,认为这种对读没有理论支持、其默认或主张的前提(相关巴蜀符号印与汉文印意思表达相同)不可靠,结论和认识存在不少缺陷、疑问和障碍,在此基础上的所有延伸释读、认识和结论,也是不可靠的。巴蜀符号的释读和研究,首先要重视方法论问题,可能需要更为宽广的思路和视野,要以诸多基础性工作的完成为前提。

鱼凫时代是古蜀社会转型期

古蜀有蚕丛、柏濩、鱼凫、杜宇、开明几个王朝,其中鱼凫时代位居第三。古蜀各王朝传说信息条数分别为4、0、3、11、14,鱼凫时代是一界线。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古蜀历时三、四千年,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结果相合。前三代历时约1500年,后两代历时仅500年,故鱼凫与杜宇之间并不衔接,中间且有上千年的空白。据《山海经》知,鱼凫族实受颛顼族迫害而逃亡。从地名线索得知,此族沿岷江南下,再沿长江东至鄂西。由此可见鱼凫时代为古蜀社会转型期。

三星金沙铜人圈手考

三星堆、金沙遗址皆出土铜人圈手形象,而且尺寸夸张。其文化内涵,主要显示沟通天人的思想。而铜人也从世俗的大巫,转化为天使或神龙的化身。在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中,也发现此类圈手铜人,表明与三星、金沙有亲族关系。由于广汉、成都、宝鸡构成时间序列,其文化溯源又与长江有关,因而显示出这支蜀人的迁徙路线,应从长江中下游到成都平原,又沿嘉陵江北越秦岭,而至渭水南岸。

论蚕丛与蜀

"蜀"是蚕丛族的图腾,其原始形象为野蚕,后代追忆蚕丛则为吐丝的蚕。据《蜀王本纪》所记,古蜀曾历时三、四千年之久,蚕丛时代距今约6000年左右,这个时间与茂县营盘山遗址的考古结果也基本吻合。考古证据表明,"蚕"是表意,"丛"是表音。

蜀王蚕丛考辨

所谓"三重证据法",就是运用文献、考古与古文字研究三方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巴蜀文字,就是巴蜀历史研究中的第三重证据。重点考证了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含义。认为古蜀先民得名于"蚕",故曰"蚕丛",与考古发现不符。应用三重证据法考证的结果显示其与"蟾蜍"有关。应是"蟾丛",而不是"蚕丛"。

巴蜀铭文戈上的“方块字”是不是一种文字

有学者认为巴蜀铭文戈上铸刻的一种“方块字”铭文是先秦时期巴蜀地区使用的一种文字。这种文字像汉字一样每个铭文所占空间一致,由上而下直行书写。本文指出红光戈、新田戈与偲命戈记录的是同一件事,前者是对后者的模仿。常德戈、晨光戈与棘字戈也存在密切联系,但棘字戈并不是一种文字,所以常德戈、晨光戈上的铭文也不是文字。因此,本文认为巴蜀地区在先秦时期并不存在“汉文字”“巴蜀文字Aa类”之外的另一种文字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