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叶清朝藩属政策在西帕米尔的施行——以乾隆三十三年巴达克山请援为中心

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西帕米尔的巴达克山等政权率先归附为藩属。与此同时,爱乌罕杜兰尼王朝在阿富汗崛起,并于乾隆三十三年入侵巴达克山,巴达克山遂请援于清朝。本文考述巴达克山请援始末,分析清廷的判断机制及因应之策,检视清朝在平定回疆后中亚外交政策的变化及"不干涉"治边思路的形成。政策内转背后并不意味着放弃对西帕米尔的关注,清廷仍通过遣使、行文等方式调解西帕米尔诸部族的争端,并在长时间内维持其在藩属中的威势地位。

吐火罗国巴达克山开元通宝

1996年,杜维善、顾小坤合著《开元通宝系年汇考》出版,书中披露了一种双语种钱币新品:正面是“开元通宝”四个汉字,背面铭有一圈阿拉伯文字(图1)。此钱的直径比普通的开元通宝略大,重量为5.48g,多年前出土于阿富汗,系德国图宾根大学(TUBINGEN,EBERHARD-KARLS)伊斯兰钱币研究所1994年收集的藏品。《开元通宝系年汇考》转述了美国伊斯兰文钱币专家史蒂文·艾尔本(Stphen Album)对阿拉伯文的释读为:“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铸于拔达克山”。

清政府平定“回部”及其在新疆施政述略

清政府在对准噶尔分裂势力的斗争接近胜利之际,又进军南疆。南疆主要居民是维吾尔族人。由于维吾尔族自元、明以来逐渐信奉伊斯兰教,所以,清代称维吾尔族人为“缠回”,其所聚居的天山南路通称为“回部”。 明朝末年,天山以南出现了“和卓”的势力。所谓和卓,即是阿拉伯语“圣人后代”之意。田此,凡为和卓,均认为自己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据说,天山以南的笫一个和卓是玛赫杜米·艾扎木,十六世纪从撤马尔干迁来的,深得察合台后裔的信任。玛赫杜米·艾扎木死后,两个儿子在宣传教义上产生了分歧,长子伊敏创立了白山派,次子伊沙克创立了黑山派。人们通常把伊斯兰教称为“回教”,因为白山派男子习尚藏白帽,而黑山派男子则习尚戴黑帽,所以,俗称“白帽回”和“黑帽回”。

明代《西域土地人物略》部分中亚、西亚地名考释

明嘉靖壬寅(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陕西通志》卷十《河套西域》中的《西域土地人物略》(以下简称《西域略》),被清初顾炎武收录在他的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后,逐渐为部分学者所知。十九世纪末,陶保廉在《辛卯待行记》中首先考证了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哈密市附近的部分地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岑仲勉对嘉峪关到新疆西部一段作过考释;冯承均《西域地名》也收取了少量能确定方位的今新疆地名。有关中亚、西亚的地名,仅见朱杰勤在考证元代地名的论文中,其中一个地名引用了与《西域略》同时代的嘉靖丁未(嘉靖二十六年)

读旧稿本《西域地理图说》

南充师院图书馆藏有旧稿本《西域地理图说》一书共八册。是书不但无书名,无撰稿人姓名,而且无卷次、页数,系用汉、满两种文字写成。清末地理学者李文田校记此书时,于《各回城概况》册的封面上题名为《西域地理图说》。本文论述此书时暂用李的题名。(以下简称《图说》)。

从满文档案观察乾隆年间清朝与瓦罕部的交往

乾隆二十四年(1759),随着新疆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政权的覆灭,清朝逐渐与中亚的伊斯兰世界发生直接接触,相继促成中亚地区各政权的归附,清朝与瓦罕部的交往亦由此展开。本文利用清代军机处的满文录副奏折、寄信档等资料,不仅梳理了清朝和瓦罕朝贡关系的建立过程,还探究了乾隆年间在面对瓦罕的内部争斗,以及瓦罕与巴达克山、布鲁特诸部争端时清朝的应对策略,揭示了乾隆时期清朝在面对中亚事务时秉持的“有限介入”原则。

读《西域地理图说注》

读《西域地理图说注》马大正阮明道主编的《西域地理图说注》（汉文笺注阮明道，满文详注刘景宪），１９９２年已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孟世凯同志推荐，并热诚赠予这本在北京书肆中尚难以觅见的出版物，使我得以一睹该书全貌。《西域地理图说...

大、小和卓兄弟

大和卓即布那敦,小和卓即霍集占是新疆南疆维吾尔族封建主玛罕木特之子。“和卓”,波斯语,意为“火者”即回族始祖穆罕默德的后裔。康熙年间,回部发生了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宗教之争,北疆准噶尔部噶尔丹趁机占领了南疆,被平定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又复出兵南疆,尽俘两派和卓后人迁往伊犁。大、小和卓和父亲一起被拘禁,被迫率数千维吾尔人在伊犁一带垦殖耕作,受尽虐待,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达瓦齐势力的叛乱后,布那敦、霍集占才被获释。清政府妥善地安置了他们,派兵护送布那教回到叶尔羌,继续皖治旧部,

新疆禁烟肃毒史话

19世纪30年代,英国侵略者向我国沿海地区走私鸦片的同时,还和沙俄向新疆偷运鸦片。英国主要是利用印度、克什米尔、巴达克山等处的商人,以“通商”的名义,在商货中夹带鸦片,运往伊犁、塔城、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主要城镇。沙俄则是利用浩罕等地区的商人到伊犁、塔城、喀什等地贸易的机会,夹带鸦片运至各地贩卖,并经过哈密、嘉峪关,贩运到内地各省。

关于《文艺志》“越境”问题的再思考

关于地方志的“越境”问题,我在《新疆地方志》1990年第二期曾就《文艺志》所遇到的问题谈了几点看法,引起同行们不同的议论。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联着当前的修志工作,由于受到这些议论的教益,感到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 我们知道,新疆从西汉神爵三年(前59年)建立西域都护府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新疆之“境”在历代的伸缩变化既多且大。为具体说明变化的实况,现抄引几段史料: “前汉西域都护统属地区:1.乌(禾宅):在阿富汗之巴达克山。2.难兜:在巴达克山西。3.大宛:在今费尔干。4.休循:在捐毒之西山中。”(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一章第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