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757-1794年荷兰对华贸易中巴达维亚的角色

从1729年至179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1794)操作的荷兰对华贸易可分为3个阶段:1729-1734,1735-1756和1757-1794。其中,第三阶段跨越了将近整个18世纪后半期,是该贸易最成功的阶段。此阶段中,虽然巴达维亚荷印殖民政府对该贸易失去了直接控制,但荷兰对华贸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巴达维亚在该贸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重要贡献者与有限受益者。但无论如何,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最高领导层的角度来看,虽然巴达维亚自身利益在公司对华贸易新的运营形式中受到损害,但公司的整体利益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证。

巴达维亚甲必丹制度与华侨包税制关系探析——以玛腰陈永元为个案

以玛腰陈永元为个案,阐述了巴达维亚甲必丹制度与包税制度的源起与演变及包税事业的经营,并通过探讨陈永元长期经营承包税收的原因,对两个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研究。

荷印时期巴达维亚华人的主要节庆——以吧城华人公馆(吧国公堂)档案资料为中心

荷印时期巴达维亚(吧城)华人的主要节庆,诸如农历新年、元宵、清明、端午、中元、冬至等六大节日,虽然均根源于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但依然在吧城华人社会经济生活中得以沿用和传承,并且构成了吧城华人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依据吧城华人公馆(吧国公堂)档案等文献资料的相关记载,考察和分析吧城华人主要节庆的由来,以及中国传统历法与荷印历法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从中探讨吧城华人主要节庆所隐含的文化宗教内涵以及其对华人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和影响。

从吧国公堂《公案簿》看清前期巴达维亚与中国的经济往来

作为反映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档案资料,近年整理出版的吧国公堂《公案簿》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吧中两地经济往来的丰富信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清朝前期两地有着丰富的货物交流,侨汇和运输业也非常发达,而华侨华人在两地复杂而密切的社会关系更织就了两地之间稳固的贸易网络,形成其独特的贸易方式。

19世纪中期巴达维亚华人包税经营研究——以《公案簿》档案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本文利用正在整理并陆续出版《公案簿》档案的记载,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对19世纪中期巴达维亚华人包税经营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探讨这些案例记载背后的深层原因。

巴达维与马来西亚新局

巴达维自接替马哈蒂尔出任马来西亚总理并赢得今年大选以来,对内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惩治贪污腐败、打击犯罪、提升国民阵线和巫统形象,对外则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积极化解马哈蒂尔在位期间与西方大国之间的"误会",强化与中国及周边东盟国家的关系,成功营造了执政"新局".

清康雍时期远东商业优势的争夺——论澳门与巴达维亚的贸易关系

17世纪早期 ,葡荷两个欧洲国家分别以澳门和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 )为据点 ,争夺在远东的商业优势。然而 ,至康熙、雍正两朝 ,澳门与巴达维亚之间的关系由对抗转为合作 ,两地间建立了持续性的贸易关系 ;这种贸易关系促进了葡荷两国东方商业利益的发展 ,揭示了中外贸易关系对早期东西方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也反映了澳门港在中外贸易关系中的独特作用。

明末清初中国与荷属东印度贸易对巴达维亚华侨社会的影响

明末清初,中国与荷属东印度贸易由于受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松动、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官府和民间急需白银、高额利润的驱使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得以迅速发展。中国的商船频繁往来于中国和巴达维亚等地,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移居巴达维亚提供了便利。中国与荷属东印度贸易在巴达维亚华侨聚居区的形成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公案簿》新客资料看中国与巴达维亚之间的技术交流

荷印殖民政府控制下的东印度历来是华人移民的重要地区,但到19世纪上半叶由于殖民政府的政策变化,华人对该地区的移民表现出新的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荷印政府特别强调了对华人新客工匠身份和技能的要求。这一政策在大大遏制华人移民浪潮的同时,无疑也促进了中国与当地的技术交流。吧国(即巴达维亚)华人公堂留下的《公案簿》,保存着19世纪30至40年代有关华人新客入境的大量资料,它以丰富的案例具体细致地反映了以上问题。

荷兰东印度公司时代巴达维亚蔗糖业的中国人雇工

(一)1683年以前的中国人雇工巴达维亚建立之初,就很想利用中国人来从事各种劳动,殖民者认为中国人除了适合于筑城工程之外,也很适合于从事农业、渔业、手工业等劳动。当初,凡在巴达维亚及其周围从事农业种植,象种植蕃薯、萝卜、豆类和糖蔗,每月要交3礼豁(Reaal)的税款,这种税率,高到无法使人敢于问津,到了1622年年底,政府就废除了上项的规定,并说如今的土地,大有剩余,只要有人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种植工作(包括种植糖蔗在内),尽管可以随心所欲,努力干下去,“此后,再也不必逐月缴交种植税了”。

1619-1928年间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程序初探

根据《公案簿》案例,分别对审前、审理和判决这三个阶段的审判程序进行了梳理。在1619-1928年间,巴达维亚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法律移植的历史现象。具有相当自治权力的公堂,负责华人社会的民事审判。公堂较为完整地将母国的法律移植到所在地,并保持了母国的民事法律传统。

埃及的鲁迅研究与鲁迅对埃及作家的影响——兼论鲁迅和巴达维的比较研究

中国和埃及两大文明古国,在各自的现代文学史上都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文学大师。尤其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对埃及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埃及文学界一向重视对鲁迅的研究。对20世纪两国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鲁迅和巴达维进行比较研究,从各个方面探究其相同点差异性,是中埃文学的比较研究一件有意义的事。

清代外销瓷传承中的创新——以巴达维亚瓷为例

清代外销瓷是中国外销瓷的黄金时期,其精品迭出远销海外。一方面满足西方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也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断地推陈出新。巴达维亚瓷作为清代前期的外销瓷,结合青花瓷与酱釉瓷,运用内壁绘青花外施酱釉的装饰手法,可谓是传承中的创新,独具特色。本文通过以清代外销瓷的历史发展概况为背景,来分析巴达维亚瓷的艺术特征,从而探讨其原因及意义,这对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具有积极作用。

混乱与变革：巴达维亚共和国行政改革与档案管理研究——兼论《荷兰手册》诞生背景

1795年到1813年荷兰处于动荡的巴达维亚共和国时期,作为拿破仑帝国的卫星国,行政体制由过去松散的合议制转变成中央集权的官僚制,行政区划由自主权较大的省级区划变为州级区划,这一变化为档案归属提出难题,也促进了档案管理变革。本文针对这一时期系列变化分析巴达维亚共和国时期荷兰行政改革和档案管理研究关系,并研究这一变化关系为之后《荷兰手册》理念的发端带来的影响。

1619年-1740年的巴达维亚:一个华人殖民城的兴衰(上)

巴达维亚城内华人殖民区的兴衰,与巴城作为一个首府的功能之演变息息相关。十七世纪初,主要从事亚洲内部海上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伊比利亚敌手(指西班牙、葡萄牙人。——译者)处于交战状态,当时巴城就是作为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大本营建立起来,为战略与商务双重目的服务的。十七世纪晚期以后,巴城的功能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世界上第一家企业孵化器的诞生与成长——探寻巴达维亚工业中心

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都需要追本溯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促使其获得更好的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对世界上第一家企业孵化器的情况了解甚少,仅有的介绍也是寥寥数语,这使我们总有一种不清楚自己"源"在何处的感觉,从而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企业孵化器的起源及其本质的全面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在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处于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的今天,回顾总结世界上第一家企业孵化器诞生与成长的经验,对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深入发展,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坚忍不拔 终成大器——马来西亚新总理巴达维

3月4日,刚刚接掌马来西亚相印不到半年的巴达维宣布解散国会.3月21日,马来西亚举行第十一届全国大选.以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为核心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国阵)以秋风扫落叶般的气势,在总共219个国会议席中一举拿下198席,在504个州议席中斩获了452席,把超过90%的国州议席尽收囊中,赢得了自国阵1974年成立以来最辉煌的胜利,巴达维蝉联新一届政府总理.

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下巴达维亚(1619～1799)的华人墓地（英文）

当今亚洲主要城市内不再容许死者拥有一席之地,故此,十七、十八世纪,荷兰治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期间对华人墓地的观点与处理方式值得关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将华人义冢视为浪费土地的态度,试图限制其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引起了当地华人强大的文化性抵制,从而让墓地转化为战略的权力关系领域。直到印度尼西亚独立之,人口压力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后,华人才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丧葬文化。

十七至十八世纪巴达维亚华侨的蔗糖业

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近300年间,是海外华侨历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出国的华侨人数显著增加,活动的区域进一步扩大,东南亚华侨社会初步形成;另一方面又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殖民者相继东侵,东南亚各国人民遭到殖民奴役。这两条基本线索交织于当地的华侨社会之中,使之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造成南洋华侨原有的地位及作用开始发生变化,华侨的社会及经济在殖民者的剥削压迫下艰难地向前发展。其中,17至18世纪巴达维亚华侨的蔗糖业,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因为华侨在蔗糖业的生产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极能反映当地华侨经济生活的特点;另外蔗糖业又是17至18世纪巴城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对当地经济的兴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此,本文在前哲及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再作些新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