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和人生的契合——读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以其从《家》到《寒夜》等许多优秀作品所体现的社会良知和人格力量感染着读者;而他的独特的信仰、热情和难以摆脱的内心矛盾冲突,又常常使得研究者感到困惑。围绕着上述问题学术界展开过许多讨论,但至今也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问题的症结在于论者往往孤立地分析巴金的文学创作,或者孤立地研究巴金发表过的政论著作,有的则把两者机械地、简单化地相“联系”,而对于两者之间不可逾越的中介——作家的人格以及作为人格的历史体现的人生的复杂过程,则缺少研究。其实,对于作家来说,政论著作只表现其政治信仰和理论见解,文学创作又只是其人生感受和审美活动的一种艺术体现。

徐开垒和《巴金传》

1989年4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文汇报高级编辑、著名散文作家徐开垒去看望因第二次摔伤住院的当代文豪巴金。他想趋此机会听听巴金对《巴金传》下卷写作的意见。巴老却对开垒说:“我在医院里,正把你写的传记上卷,请李小林(巴金的女儿,《收获》杂志副主编——笔者)逐章逐节的念给我听,我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我都对小林讲了,请她记下来转告你。我希望先把上卷定稿。”徐开垒充满感激之情。

历史断片的经典组合——与《巴金图传》相遇

仿佛一幅幅特写境头,《巴金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把20世纪最著名的文化人物和文化现象一起展现在我们面前,历史的经典断片一经重组,栩栩如生,历久弥新。 沉默的成都老街。深深的旧式大家庭。1919年的5月4日。永远的抹不去的忧郁,“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少年的巴金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走上街头撤传单,坐进阁楼编杂志,沉浸在年轻人的友爱和理想中。第一部小说《死亡》问世,从此开始一个新时代。

新时期传记文学的文体研究

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历史又欣喜若狂地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当代文学也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犹如多年的火山突然喷发,新时期文学显示了它巨大的活力。在这片曾荒芜的田园中,迅猛地绽放各种鲜艳的花朵,几乎各种文体都迅猛地发展。传记文学创作园地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也经历了一个从复苏到勃兴发展的过程。

苦难造就伟大——《沧海人生》后记

1990年春,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江曾培先生写信给我,说他们计划出版系列名人传记,正在出版中的有《巴金传》、《冰心传》、《贺绿订传》,美术界拟出版《刘海粟传》,问我可有兴趣。当时我虽不知道江先生在给我写信前听取过一些熟识刘老的专家学者意见,但我深感江先生对我的厚爱,感到十分荣幸,同时我又觉出了这个重托的重量。我迟迟不敢作复,还有另一层原因,是中国新美术的一代宗师,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而且,已有人给他写过两本传。若不能突破,我写又有何意义?我虽五次会晤过刘老,我们也有过倾心的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