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前期西医在广州口岸的传播

医学文化交流史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医之所以至今仍富有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有很强的兼容性,能够不断进行异质文化间的交流.新航路开辟以后,随着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东来,欧洲的医药科学及医疗体制也开始传入中国.早在公元1569年,澳门首任主教卡内罗(D.Belchior Carneiro)就在澳门建立了远东第一家西式医院.[1]康熙十八年(1680)澳门建立了一所专供中国人进教的教堂,名为"唐人寺","附近南、番、东、顺、新、香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如此多的中国人前来进教,是因为寺中有一林姓教士行医.[2]可见西医的影响已经超出澳门的范围.

一个传教士、医生、外交家的在华历程

一、踏足神州1835年10月26日,广州港外,强劲西风卷起万顷碧波,一艘大船在碧波中,随西风而来。船上,一位浓发、鹰鼻、身量英挺的美国青年,眺望着珠江口。他就是彼得·伯驾(Patar Perker),一位美部会传教士。

西医东渐中的女性

伴随笔者成长的意识形态语境，常将西医入华路径，定位于治病救人为辅，传播福音为主。换句话说，医学者，宗教伺女是也。虽说此类观点不乏史实，但全盘认可之，却又不免平添医学史研究禁忌，限制学者的理性探索空间。比如，西医东渐研究大多关注诊疗贡献，有关其对中国社会的文明推动，当下学界涉足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