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与西方图书馆文明的东传——读《伦敦与巴黎日记》扎记

本文通过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里所记载的内容 ,就郭嵩焘对西方图书馆文明的考察和传播方面的状况加以评述。

先行者的眼光:《伦敦与巴黎日记》中的英国形象

郭嵩焘是清朝派出的第一位常驻西方的外交官,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其所著《伦敦与巴黎日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较为真实可感的英国形象,他对英国的认识是超越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即不盲目排外,以先行者的眼光深刻意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在他笔下,英国成了中国学习的楷模。这种认识是超前的,又是理想化的。

试析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中的议会形象

郭嵩焘颠覆了传统的"夷夏观",摒弃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认同西方价值观及其评判标准,忽视文化存在着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差异,因而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关于西方议会的描述,实际上存在着这样的二元对立:中国文化(低势位文化、落后、无道)———西方文化(高势位文化、文明、有道)。郭嵩焘没有真正接受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洗礼,因此他虽然颠覆了传统的"夷夏观",但也只能在"华夏"与"夷狄"、"有道"与"无道"的思想框架下反躬自省。他所描述的西方议会依然有些似是而非,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凸现其本质。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而言,这种在否定自我肯定他者的语境下的对西方议会的描述是典型的乌托邦式的。

巴黎日记

奥运会期间,本刊特派记者陶莽前往巴黎,现场见证与记录了众多巅峰对决与历史瞬间,20天的零距离接触,对巴黎这座城市以及在这里举办的奥运会有了一定了解。记者带着国人视角,摘取一些片段,与大家一起看看赛场之外的巴黎奥运会。

1866-1905年主要使西日记中议会文化之变迁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关系的旧有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传统的朝贡体制被打破。1866-1905年间,清政府适应时势之变,先后派出数批使臣前往欧美诸国。中国使臣开始出现在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后的西方世界。[1]这些使臣大多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议会文化的认识有着一个由浅入深、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

郭嵩焘科技观初探

作为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和中坚,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外交官,郭嵩焘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郭嵩焘不仅一直对西方船坚炮利的器物长技关注备至,而且更深入到制度乃至精神层面进行不懈的探究。然而,关于郭嵩焘的研究,一个世纪以来基本集中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与军事等方面,而对于其科技方面包括科技观却至今几乎无人涉及,更谈不上系统的研究了。以其丰富的日记资料,特别是《伦敦与巴黎日记》这部置身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漩涡中心的伦敦和巴黎的感受实录,笔者对郭嵩焘的科技观作了初步的探讨。

郭嵩焘眼中的西方博物馆形象

1876年,因云南马嘉理事件,郭嵩焘被钦派出使英国,前往英国道歉,同时出任常驻英国大使(后兼任驻法大使)。郭嵩焘以日记形式记录下了他在出使期间的所见所闻,包括他所见的各国博物馆的情况,为我们展现了十九世纪末期西方博物馆的形象。本文通过对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记录的有关博物馆方面的材料做一个细致的整理,在此基础上,从不同方面去"恢复"当时的西方博物馆,构建郭嵩焘眼中的十九世纪西方博物馆形象。

郭嵩焘与《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创办于1785年，郭嵩焘1876年出使英法时，《泰晤士报》是世界上唯一的大报。在《使西纪程》和《伦敦与巴黎日记》中，他主要从印刷技术和刊登内容两方面向人们展示《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