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森林生态效益市场化补偿途径探析

目前,中国采取单一的公共财政途径对森林生态效益进行补偿,显得过于单纯化,应积极探索引入市场机制,寻求一些利用市场手段实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有效途径。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森林碳汇项目、森林水文流域补偿、森林生物多样性交易、森林生态旅游、提高森林的综合效益的介绍,探讨中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市场化途径。

农地征收市场化补偿标准的模型构建及实证检验

文章充分考虑我国征地的现实情况,以农地征收补偿谈判中的三方三阶段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为切入点,建立基于价值分摊的农地征收市场化补偿标准模型,并结合安徽省L县的征地补偿进行实证分析,期望对消除征地补偿中的盲区和灰色地带有所帮助。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市场化补偿机制的思考

本文结合福建省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阐述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现状,指出目前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存在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补偿标准低、补偿方式简单等问题,分析了建立森林生态效益市场化补偿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了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导、市场化运营为重要补充的多元化补偿机制的建议。

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区市场化补偿方式的市场运行机理及对策建议

在分析和总结国内外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方式和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区的矿情和常宁矿区管理体制的特点,提出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区资源开发的市场化补偿方式的市场运行机理及对策建议。

农业隐含碳为价值标准的碳市场化补偿机制

基于生产端的农业碳价值研究的困境在于,其生态价值的公共品属性无法为其找到合适的付费方,所以未能建立有效的农业碳交易市场机制。建立以市场手段为纽带的“城市一农业产区环境经济双循环”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内层一经济循环:农业产区为城市提供农产品,城市支付其经济价值;外层一环境循环:城市应该补偿农业隐含碳的生态环境价值,还上欠农业的生态账,用于激励低碳农业和碳汇等行为,保护农业产区生态环境。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我国四个直辖市最终部门农产品消耗中隐含的农业碳排放量(CO_(2)),量化分析隐含碳流动对农业产区造成的碳排放压力,讨论以农业隐含碳为价值标准的碳市场化补偿机制。

农地轮作休耕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机制研究

农地轮作休耕生态补偿市场化机制对于新时代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至关重要。农地轮作休耕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农地轮作休耕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要素主要包括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农地轮作休耕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机制构建应该坚持“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围绕生态供应链,聚焦市场化氛围建设机制、市场化条件建设机制、市场化监管机制和市场化评价机制。

征地补偿市场化研究——以晋江市为例

福建省晋江市征地补偿市场化模式,就是将征地补偿程序与用地预审请程序归并。由市场机制完成,行政权力局限于具体的审批过程,回归于规划控制与宏观调控范畴,其优点是集体土地使用权、农民承包经营权得到更好地体现和保护,减少农地转用征收中的政府成本和社会成本,减少行政权力寻租空间,改善干群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上的优化配置作用。但也存在着诸如市场补偿方式受到土地出让制度制约,公益事业、公共设施征地成本大幅上升,因规划产生的农民集体间与农民内部的不公难以解决,村级组织寻租可能性极大等问题。应规范村级组织行为,实施规划、计划、防止村级组织及行政审批的寻租行为,改革土地出让制度,制订合理的补偿标准,以此达到完善征地补偿市场化之目的。

我国农地征收市场化补偿的逻辑起点与制度集成

为克服我国现行农地征收补偿出现的外部不经济性,农地征收市场化补偿应成为突破口。农地征收市场化补偿蕴含丰富内容,其逻辑起点在于维护和保障市场经济条件下被征地农民的财产权益。因此,农地征收市场化补偿制度集成一定要围绕被征地农民权益进行,着力点在于农民物权性的农地承包经营权制度360°优化、农地市值评估、被征地农民人力发展接力以及市场化补偿法律执照签发等。

公益性农地征收的界定与市场化补偿路向检视

近年来,征地的公益性界定模糊是我国农地征收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之一,与此同时对公共利益内涵阐释和实践操作标准的确定争议不断。为消弭公益性农地征收立项的随意性和补偿的盲目性,在明确区分农地征收与农地征用的基础上,要廓清对公益性农地征收的认识。同时需要从坚持公开、公平与公正的价值取向,维护被征地农民土地存量权益,契合被征地区片经济发展水平,积极探索多样化就业政策,强化市场化补偿可操作性等维度对接和校准市场化补偿发力点,促使公益性农地征收与市场化补偿路向相耦合。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五马河流域为例

五马河作为赤水河的支流,为下游酒企提供水源,该流域具备实现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条件.通过CLUE-S模拟该流域现有及未来到2030年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两种情景下的土地利用/覆被情况,进而依据InVEST模型对该地区的产水量、氮磷元素消减量和泥沙持留量三种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估,最终求得该地区当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为4.1825亿元,在未来两种情景下的价值总量分别为4.1759亿元和4.1622亿元.同时,通过对当地居民及酒企进行生态补偿意愿的调查,得到符合各利益相关方意愿的生态补偿额度最高为2.74亿元/a,而使用发展机会成本法求得该流域发展权损失为1.78亿元/a.结合上述结果,确定了五马河流域市场化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区间,并以该区间以及SWOT分析为基础,设计了五马河市场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中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政策框架的新扩展——《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的解读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新近印发的《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是我国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文件,是我国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顶层设计。本文对该行动计划进行了解读,认为该计划标志着我国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政策框架的形成。这一政策框架的核心是促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并基于此提出了我国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九种主要形式。该政策框架在资源开发补偿、排污权交易与减排补偿、碳交易与碳汇补偿和绿色金融等四方面有创新。该行动计划明确了政府在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中的角色定位,为基层政策创新提供了无限可能。

“精准扶贫”背景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市场化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创新

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民的行政补偿机制和传统的扶贫模式已经无法激发农民提供生态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同时使生态扶贫政策实施的效果大打折扣。重点生态功能区扶贫应当引入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将生态补偿与精准扶贫相结合。通过促进林权适度规模化经营,发行绿色债券,加强社区共管机制以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市场化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有利于协同推动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与减贫,达到维护社会公平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双重目标。

地方政府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理论作用与实践确认

在中国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既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贫困农户减贫脱贫,也可保护和恢复当地生态环境,是实现生态文明与扶贫开发战略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以贵州省从江县推广养殖粪污环保处理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为背景,将贫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个主体共同纳入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并结合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地方政府在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中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能够且应该在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中真正发挥关键性的"一锤定音"式作用,方能尽快促成该项目。而在农户、农业合作社均加入该项目的情况下,无论地方政府选择何时推动该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最终都能实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三个主体策略选择的均衡稳定。当然,发挥地方政府在其中的关键性作用,可以通过增加地方政府推动该项目的综合收益、减少其投入成本和增加其不推动生态扶贫的执政公信力损失等方式,以实现农户、农业合作社、地方政府共同加入推广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均衡稳定,最大程度保证贫困农户减贫脱贫。其中,增加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的综合收益、增加其不推动该项目的执政公信力损失,将更显著地促成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推广的均衡稳定。根据以上结果,提出应根据不同区域环境,有针对性地设计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建立信息共享和沟通交流机制,增进农户、农业合作社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信任,提高地方政府对市场化项目收益的认知,以及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对市场化生态补偿式扶贫项目的审核机制等政策建议。

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结构对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影响研究

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补偿机制体系改革的必由之路,从非正式制度视角出发,以系统论的思想为指引,沿着“要素—结构—功能”的分析范式,对不同补偿主体间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结构对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影响进行系统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直接补偿方内部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结构对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培育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但在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体系的不同发展阶段,其对应的最优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结构存在显著的差别。具体而言,在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体系的初级发展阶段,补偿方超前发展的“非均衡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结构”最有利于促进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增长,而对处于加速和稳定发展阶段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体系而言,受偿方超前发展的“非均衡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结构”和补偿与受偿方协调发展的“均衡结构”更有利于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增长。第二,直接与间接补偿方之间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结构也是影响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关键,随着二者均衡程度的不断提升,其对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培育绩效的促进作用也在不断增长。

国际主要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及其对我国相关领域改革的启示

在国际生态补偿实践中,呈现出包括交叉遵从、竞标参与、生态市场等市场化程度不同、形式多样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生态补偿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提升生态补偿的效率和效益、促进生态补偿机制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推进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补偿机制改革,面临着多元化主体、多样化对象和补偿方式等复杂情况,充分借鉴这些市场化国际生态补偿机制的经验教训,对于加快推进相关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生态补偿意识对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视角

以制度经济学和系统论的相关理论为指引,从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视角出发,沿着"状态-压力-响应"的分析范式,对生态补偿意识影响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内在机理进行系统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意识有利于统一人们对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思想认识,降低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推广成本,促进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增长。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积累是上述促进作用过程得以发挥的中介,且该中介作用的大小在临界生态补偿意识要素配比结构两侧具有非对称性,当基础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相对过剩时,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积累将增强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竞争能力,提高基础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积极性,降低市场化与基础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结合难度,减少其结合成本,促进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的形成,推动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增长。但当特异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相对过剩时,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的积累将加剧特异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对基础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竞争,扰乱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要素与基础性生态补偿意识要素的结合秩序,加大市场化生态补偿意识的结合成本,抑制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增长。

制度交互作用视角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提升路径

从制度交互作用视角出发,采用制度及逻辑演绎的分析方法,对行政性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交互作用影响市场生态补偿机制培育绩效的微观机理进行推演,并对其优化路径和适用情境进行剖析,结果表明:行政性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之间存在制度协同和制度拮抗两种方向相反的交互作用力量;在不同的行政性生态补偿机制发育水平下,行政性与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的交互作用结构及总效应存在显著的差别。可以通过降低行政性生态补偿机制的临界最低水平、增强总效应的强度、提升行政性生态补偿机制的临界最高水平三个路径优化当前我国生态补偿制度体系。

河北丰宁林业碳汇及市场化生态补偿实践

林业碳汇是市场化生态补偿的一条路径,其收益大小也是林业企业和林农关心的热点问题。文章以河北丰宁林业碳汇及市场化生态补偿实践为例,阐述了林业碳汇作为生态补偿有效途径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林业碳汇、生态补偿及碳市场建设等方面的构想、相关措施和建议。

农业污染防治的财政与市场补偿机制

农业污染防治的补偿机制涉及财政与市场两个方面。文章全面分析了农业污染防治补偿机制的内涵以及补偿资金来源、补偿标准、被补偿者识别和补偿方式,为我国农业污染防治的补偿机制建设提供了决策参考。

基于生态产业发展需求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

为推动生态补偿对生态功能区区县生态产业发展的支持,提出了以支持地区生态产业形成自力更生能力为目标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指出可通过补偿需求分析、补偿方式确定、补偿供需撮合、补偿效果考核和补偿退出等步骤开展生态补偿工作。以陕西省山区某县为例,为其生态产业的发展制定了多元化的补偿工作方案。通过补偿需求分析,指出该县生态加工业属于追赶型产业,发展重点在于竞争优势转化;指出其他4个生态产业属换道超车型产业,其首要任务为补足禀赋短板。相应地,提出了包括规划设计支持、园区共建、技术帮扶等方面的多元化补偿方式。最后,提出可构建撮合平台以推动多元化补偿的实现,并通过多元化的考核机制指导补偿的逐步退出以做到“造血型”补偿。本研究将为因地制宜地开展市场化生态补偿、促进各地“两山”转化提供新思路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