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奥尔森“强化市场型政府”为社会经济发展之根本保障

曼瑟·奥尔森提出“强化市场型政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强化市场型政府”是强政府且是法治政府、有限政府。个人权利和市场经济的脆弱性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是“强化市场型政府”建立的逻辑缘由和现实考量。切实保障个人权利、打破利益集团网络以及完善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机制是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权力结构、强化市场型政府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异化

本文提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出现了异化,并对其给出了基于权力结构的解释。文章认为,强化市场型政府是一国市场走向健康和规范的源泉,它奠定了市场健康和规范发展的产权(权利)基础、规则型契约基础和公平竞争秩序基础。然而,只有在权力结构均衡时,一国政府才有可能变成强化市场型政府,在权力失衡下,政府更可能变成萃取型政府,以萃取(掠夺)为主要职能,这就回答了奥尔森所未能回答的问题。针对中国权力结构失衡状况,文章分析了为什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会因为权力结构失衡和权力嵌入市场而走向异化,并基于中国的现实,总结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异化的八大表现,给出了基于事实的实证。

经济法在构建“强化市场型政府”中的作用

作为现代社会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也是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出现为明确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提供了现实基础。作为对这一变化的回应,经济法重新完善了国家干预理论,表现出了强烈的目的性、灵活的政策性和以人为本的关切性特征,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法律保障。经济法具体制度层面上,促进型立法的出现为“强化市场型政府”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现实路径。

创建“强化市场型政府”——论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

在现代社会,为市场经济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实质上是西方国家问题意识在我国的延续;我国政府职能的根本问题是要在后全能主义政治环境中创建市场经济的运行制度条件;“强化市场型政府”是我国政府改革的理想模式;当前,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必须进行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发展公民社会以及进行宪政制度改革。

强化市场型政府研究评析

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定位问题由来已久,"强化市场型政府"分析了为什么是市场和政府两条腿各司其职才可能走向繁荣,并为界定政府权力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典原则。

论强化市场型政府及其制度安排

既要创造和保护私人财产权又要使私人权利不受到侵犯是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基本内涵。强化市场型政府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关于政府的一种理想模式。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民主制度与法治化社会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基本前提条件。从制度安排入手建立我国强化市场型政府要实现三个转变:从自然政府到强化市场型政府的转变;从保护精英阶层的产权到保护全社会产权的转变;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

基于奥尔森匪帮理论的市场拓展型政府职能转变研究

奥尔森匪帮理论相对于契约理论是一种更富解释力和竞争力优势的理论。奥尔森认为国家是由固定匪帮转化而来的,无论是征收赋税还是提供公共物品,国家权力的运作逻辑都遵循着权力拥有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本文通过批判科斯定理揭露了无政府的无序状态和社会契约论说的弊病,与此同时,以共荣利益为线索论证了专制主义持续繁荣的局限性以及民主是经济持久繁荣的保障。最后以奥尔森匪帮理论为理论基石,探索性地提出市场拓展型政府转变方向,消除流寇主义,防止共荣利益狭隘化,促进政府职能从"掠夺之手"向"扶持之手"转变。

政府建构型市场经济的中国逻辑——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反思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人用实践创造了当代的"国富论"。中国的"国富论"依然是围绕着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核心命题而展开的。市场经济诞生于西方,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演进从萌芽走向成熟,"自发扩张秩序"逐渐成为主导原则,这是一种自发内生型市场经济。与西方不同,中国市场化的起点是计划经济,政府是推动市场化的最主要动力。正是依靠政府的积极建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较快建立起来,是一种政府建构型市场经济。中国政府在建构市场经济过程中,通过放权成功地释放和激活了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的致富激情,并利用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的互相促进,将政府、市场、社会的力量成功地整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搞清楚中国"国富论"的内在机理,对于澄清和阐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业政策是否必要、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关系、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未来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转型社会背景下的政府治理研究

政府在理论上应有的"正义之剑"往往成为现实中的"掠夺之手",与其将善治政府作为政府治理的逻辑起点,不如从治"恶"出发,更有助于深刻理解政府行为、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实际上,市场经济是嵌入到社会当中的,市场和政府之间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政府的行动既要与其能力相适应,更应该将职能集中到核心公共产品和服务上,建立市场运行的制度基础,遵从法制,引入竞争机制,扩大公民社会的参与。

制度、政策与创新体系建构:韩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与启示

创新驱动中的政府角色是值得探究的重要议题。东亚韩国,是罕见实现创新驱动的后发国家,其创新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威权主义向民主自由的制度转型,政府对创新驱动的角色作用更值得探讨。论文聚焦政府视角,扩展了雷奥尼奇的创新子系统理论,并以扩展理论为研究框架,探讨政府如何通过制度与受制度约束的创新政策,促进创新体系的多维子系统的发展。韩国创新发展随威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结构变迁,政策干预由政府主导的国家发展模式努力向市场主导的市场增进模式转变。制度的变迁是政府自主与被动双重驱动下的选择,从而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历程,制度变迁与政策调整大体适应了创新发展的阶段需求,但民主自由化制度下,威权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与政府主导的自由化历程,使政府在政企关系、政银关系和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三方面主导性嵌于市场增进型的创新体系建构,形成大企业集中化的创新体系结构,为自主创新的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障碍。这些为具相似制度背景的中国形成重要启示。

建设企业家友好型政府着力培育企业家要素

从要素市场化的角度,我们建议要引入“四分法”,把所有的经济社会领域按照战略性、公共性、民生性、竞争性进行划分,划分之后能够很好地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才能为打造强化市场型政府提供理论支撑。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正式印发。

产学研合作创新中政府行为模式的反思与重构——基于产权视角

产学研合作创新中政府行为的本质是产权的赋予与保障。产权控制式的政府行为模式与产权自由放任式的政府行为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导致了产学研合作创新中政府行为的悖论。针对两种政府行为模式造成的合作创新困境,为促进并保障产学研合作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亟需创建强化市场型政府行为模式。

农地产权资本化改革中的政府行为分析——以“徐庄模式”为例

在全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实践中,山东省枣庄市农地产权资本化改革的"徐庄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典型意义。建设"培育社会型政府"、"强化市场型政府"是枣庄市政府取得试验成效的有益经验,对其进行细致的调查总结和理论升华尤为必要。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考:理论的定位、依据与重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和WTO规则的实施 ,加快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已迫在眉睫 ,在转变的进程中 ,对于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定位、理论依据以及地方政府职能的重构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与重要。

分利性、权力与经济繁荣——基于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谈中国政府改革的路径选择

本文整合了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具体阐述分利集团、强化市场型政府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该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谈中国政府改革的路径选择。

政府“失灵”及其克服的途径

政府失灵来自政府本身的缺陷和政府对经济的不恰当干预。克服政府失灵首先必须避免政府职能越位和政府缺位。原则应是政府补充,而不是代替市场。其次应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市场导向型政府。同时在政府内部引入激励机制,使政府像企业那样思考。为了避免由于政府干预经济而带来的外部性问题,应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对于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导致的低效率和不公平问题,解决的思路是设法降低公共福利制度的运行费用。对于利益集团操纵政策带来的不公平问题,解决的思路是修正公共政策的决策规则,约束立法行为和决策行为。其目标是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均衡。

政府证券监管权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研究

"强化市场型"政府理论、"瘦身国家"理论和宪政理论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共同探讨政府权力应该如何配置和行使,才能实现规范和高效运行,以保护个体合法权益,最终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三种理论为政府证券监管权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指导和研究思路。

从集体行动逻辑、共容利益到市场强化型政府:奥尔森的思考轨迹及其启示

新古典经济学将权力要素抽离出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难以对一国经济兴衰的本源做出完整的解释。而奥尔森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共容利益到市场强化型政府完整的思考轨迹,解构了权力缺失引发的“公民理性无知”和权力寻租带来的“分利集团”等问题,表明构建起市场强化型政府才是一国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同时,对诺思等人构建的“受限进入秩序”和“开放进入秩序”、阿西莫格鲁等人区分的“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等理论新进展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三者存在高度的逻辑同构性。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掘出国家权力在推动一国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超越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内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国家作为“守夜人”的角色定位,能够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进程,也有利于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逻辑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三部著作中。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三部曲"以个人理性为逻辑假设,以搭便车和分利行为作为逻辑依据,选择性激励是集体行动的思考重点,因为选择性激励会带来分利集团,分利行为会导致国家经济衰退。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旨在阐明,国家经济繁荣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以构建共容利益集团;结论是:权力先于繁荣、权力保障繁荣。

论共享式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的制度思考

共享式增长是一种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共享式增长强调消除部分"不能分享者"的"分享"问题,它是一种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共享式增长的实质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和谐和均衡增长。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中的失衡、人力资本投资的体制失衡及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偏离了共享式增长。实现我国共享式增长一是要制度创新;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共享式增长的制度体系;三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实施第二次分权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