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推进绿色创新的市场型环境政策研究

环境政策是促使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两个维度,采用文本分析法对2017—2019年中国省际推进绿色创新的331项政策进行研究,发现:(1)五种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采用不均衡,其中绿色金融、环境补贴和环境税费的采用频率较高;(2)地方政府比较重视从创新价值链两端促进绿色创新,其中环境税费、环境补贴主要在研究开发和产业化与商业化阶段采用,税收优惠、绿色金融、绿色采购主要在产业化与商业化阶段采用,中间试验阶段市场型政策工具采用较少;(3)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地区主要采用绿色金融和环境补贴,中部地区主要采用环境税费、绿色金融和环境补贴,西部地区主要采用环境税费和绿色金融。最后提出优化市场型环境政策的对策建议。

异质性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实证分析——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利用我国2013-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异质性环境政策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两大类,参考OECD国家的EPS环境政策强度指标体系建立适合我国的衡量环境政策强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度量30个省份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强度和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强度;并将企业技术创新分为自主研发类创新和技术引进类创新,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政策对两类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更容易激发企业进行创新;与自主研发类创新比较,我国企业更倾向于技术引进类创新。此外,分地区探究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发现华北和东北地区两类环境政策影响都显著,华东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影响更显著,西北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影响更显著,华南、西南无显著影响;从环境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路径上看,华东地区技术引进类创新更明显,华北和西北地区主要通过自主研发类创新,东北地区主要通过技术引进类创新。

逐绿前行:政府绿色采购增进企业绿色治理研究

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型环境政策作用激发企业绿色治理动力,是当前完善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筑牢高质量发展绿色基底需解决的重要命题。本文根据节能产品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手工采集清单内提及企业,基于观念治理、过程治理以及末端治理的三方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讨政府绿色采购对企业绿色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进入政府绿色采购清单能够改善企业绿色治理表现,该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政府绿色采购有助于强化企业环境治理意识、发挥绿色创新补偿以及激励环保设备投资,进而提升其绿色治理水平。横截面分析发现,政府绿色采购的微观绿色治理效应对重污染、严规制、强竞争和高科技行业更明显,且通过强制采购方式执行的政策激励效力高于优先采购。本文为全面理解政府绿色采购带来的环境经济效益提供了经验证据,对进一步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框架、提高环境治理综合质效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完善与促进地区污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将污染防治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本文以2013年启动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切入点,探讨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在中国的减排有效性,运用双重差分法对200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试点地区的二氧化碳和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固体废物等三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人均指标都显著低于非试点地区,其中碳排放权交易对二氧化碳和工业固体废物的减排效果是逐年增加的,对不同工业污染物影响的动态效应存在差异。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通过能源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两种渠道影响地区污染物排放。本文的发现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利用市场交易治理生态环境的突出成效,为新阶段环境治理领域进一步推行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提供重要的启示。

环境政策工具组合、环境技术创新与绩效

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与命令控制型工具往往相互结合起来共同影响企业环境创新行为乃至企业绩效,因此有必要验证市场激励型与命令控制型工具的组合对环境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应用调查问卷数据建立完整的模型,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了环境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环境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与以往大多数产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及其效应研究不同,本研究充分考虑了企业环境管理水平和管理者环境意识等变量从而降低了遗漏变量偏差。研究表明,命令控制型政策有利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部分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如排污收费制度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和排污收费制度、政府补贴的交互项有利于企业环境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并促进企业绩效。环境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在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工艺创新在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绿色债券与企业技术创新

在探索经济与环境双赢的道路上,环境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是不可缺少的内容。环境政策具有多种形式,绿色债券是中国市场引导型环境政策之一。绿色债券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呈现显著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化特征,其背后隐含着政府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决心。历经多年的发展,绿色债券的政策效果值得探究。聚焦绿色债券,讨论其债券融资和环境友好的双重属性,剖析其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形成,并从企业技术创新角度探讨绿色债券的政策效果。以2016年至2019年非金融类企业信用债券发行人为主要样本,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检验绿色债券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后,可通过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非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当债券发行人所处地区的环境治理力度较大、金融市场化指数较高时,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促进其技术创新的效果更显著;当企业在发行债券之前的外部融资需求越强时,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对其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基于绿色债券的视角拓展了市场引导型环境政策的研究框架,补充了企业环境行为后果研究的微观证据,为绿色债券市场相关主体提供决策依据,对完善绿色债券相关制度以及构建市场引导型环境政策的实施和评估体系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