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奥尔森“强化市场型政府”为社会经济发展之根本保障

曼瑟·奥尔森提出“强化市场型政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强化市场型政府”是强政府且是法治政府、有限政府。个人权利和市场经济的脆弱性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分利行为是“强化市场型政府”建立的逻辑缘由和现实考量。切实保障个人权利、打破利益集团网络以及完善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机制是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权力结构、强化市场型政府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异化

本文提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出现了异化,并对其给出了基于权力结构的解释。文章认为,强化市场型政府是一国市场走向健康和规范的源泉,它奠定了市场健康和规范发展的产权(权利)基础、规则型契约基础和公平竞争秩序基础。然而,只有在权力结构均衡时,一国政府才有可能变成强化市场型政府,在权力失衡下,政府更可能变成萃取型政府,以萃取(掠夺)为主要职能,这就回答了奥尔森所未能回答的问题。针对中国权力结构失衡状况,文章分析了为什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会因为权力结构失衡和权力嵌入市场而走向异化,并基于中国的现实,总结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异化的八大表现,给出了基于事实的实证。

经济法在构建“强化市场型政府”中的作用

作为现代社会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也是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出现为明确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提供了现实基础。作为对这一变化的回应,经济法重新完善了国家干预理论,表现出了强烈的目的性、灵活的政策性和以人为本的关切性特征,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法律保障。经济法具体制度层面上,促进型立法的出现为“强化市场型政府”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现实路径。

从集体行动逻辑、共容利益到市场强化型政府:奥尔森的思考轨迹及其启示

新古典经济学将权力要素抽离出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难以对一国经济兴衰的本源做出完整的解释。而奥尔森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共容利益到市场强化型政府完整的思考轨迹,解构了权力缺失引发的“公民理性无知”和权力寻租带来的“分利集团”等问题,表明构建起市场强化型政府才是一国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同时,对诺思等人构建的“受限进入秩序”和“开放进入秩序”、阿西莫格鲁等人区分的“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等理论新进展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三者存在高度的逻辑同构性。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掘出国家权力在推动一国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超越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内核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国家作为“守夜人”的角色定位,能够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进程,也有利于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强化市场型政府研究评析

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定位问题由来已久,"强化市场型政府"分析了为什么是市场和政府两条腿各司其职才可能走向繁荣,并为界定政府权力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典原则。

转型社会背景下的政府治理研究

政府在理论上应有的"正义之剑"往往成为现实中的"掠夺之手",与其将善治政府作为政府治理的逻辑起点,不如从治"恶"出发,更有助于深刻理解政府行为、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实际上,市场经济是嵌入到社会当中的,市场和政府之间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政府的行动既要与其能力相适应,更应该将职能集中到核心公共产品和服务上,建立市场运行的制度基础,遵从法制,引入竞争机制,扩大公民社会的参与。

建设企业家友好型政府着力培育企业家要素

从要素市场化的角度,我们建议要引入“四分法”,把所有的经济社会领域按照战略性、公共性、民生性、竞争性进行划分,划分之后能够很好地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才能为打造强化市场型政府提供理论支撑。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正式印发。

论强化市场型政府及其制度安排

既要创造和保护私人财产权又要使私人权利不受到侵犯是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基本内涵。强化市场型政府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关于政府的一种理想模式。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民主制度与法治化社会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基本前提条件。从制度安排入手建立我国强化市场型政府要实现三个转变:从自然政府到强化市场型政府的转变;从保护精英阶层的产权到保护全社会产权的转变;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

农地产权资本化改革中的政府行为分析——以“徐庄模式”为例

在全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实践中,山东省枣庄市农地产权资本化改革的"徐庄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典型意义。建设"培育社会型政府"、"强化市场型政府"是枣庄市政府取得试验成效的有益经验,对其进行细致的调查总结和理论升华尤为必要。

政府证券监管权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研究

"强化市场型"政府理论、"瘦身国家"理论和宪政理论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共同探讨政府权力应该如何配置和行使,才能实现规范和高效运行,以保护个体合法权益,最终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三种理论为政府证券监管权的制度设计提供了指导和研究思路。

分利性、权力与经济繁荣——基于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谈中国政府改革的路径选择

本文整合了奥尔森经济增长思想,具体阐述分利集团、强化市场型政府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该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谈中国政府改革的路径选择。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逻辑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三部著作中。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三部曲"以个人理性为逻辑假设,以搭便车和分利行为作为逻辑依据,选择性激励是集体行动的思考重点,因为选择性激励会带来分利集团,分利行为会导致国家经济衰退。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旨在阐明,国家经济繁荣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以构建共容利益集团;结论是:权力先于繁荣、权力保障繁荣。

论共享式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的制度思考

共享式增长是一种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共享式增长强调消除部分"不能分享者"的"分享"问题,它是一种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共享式增长的实质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和谐和均衡增长。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中的失衡、人力资本投资的体制失衡及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偏离了共享式增长。实现我国共享式增长一是要制度创新;二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共享式增长的制度体系;三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实施第二次分权让利。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天津优势与对策

尝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意义进行了再解读,指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天津要充分发挥软环境和硬环境居间京冀的六大优势,在北京功能疏解前提下,紧紧围绕构建"强化市场型政府",把握政府、市场边界和着力点,化比较优势为发展胜势,着力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吸纳人力产业科技资源,构建有利于经济内生增长的创业创新环境。

制度分析的三种方法:诠释与综合

制度分析的三种方法是,一是科斯、诺思等人的交易成本方法,二是布坎南、托利森和图洛克等人提出的寻租方法,三是曼柯尔·奥尔森的分利集团方法。交易成本模型提出了一种基础的制度理论,寻租模型和分利集团模型提供了关于无效率的体系实际运行状况的认真细致的分析。这三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构建对多元性国家的分析提供一个全面框架的基本思路是,第一,以交易成本理论作为一般理论基础,并综合寻租模型和奥尔森模型。第二,以国家统治者的两个目标通常不一致为切入点,在构建这个框架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和解决可信承诺问题。第三,以产权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研究的重点。总之,要从多层次来研究制度的起源及其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有效路径选择研究

本文认为继续现行农地制度将导致农地资源的持续低效利用,并将进一步加大制度运行成本。实行将农地所有权归国家,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归农民的国家与农民混和所有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既不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背离、又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同时又能在维护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一改革路径具有较强的现实可行性。而建立民主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是这一产权制度改革得以有效实施的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推动下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结构的变迁,从而提高了中国经济绩效的结果:共容利益的实现、开放准入秩序的建立和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建设,提高了社会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了社会生产成本;而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信念,则有利于形成全民发展经济的共同意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白搭车难题。

论经济秩序思想内涵的历史演进

经济秩序是经济学说的重要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学家阐述的经济秩序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从早期消极地排斥国家干预,转变为现今要求国家积极地保障经济自由规则。这一认识对于我国建立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推进、保障市场经济的稳健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督导——以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和积极财政政策为经验范本

金融危机和房地产泡沫困扰着转型中的中国经济,市场失灵备受指责,积极财政政策和社会福利计划成为政府干预的政策工具,然而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历史表明,政府干预同样存在巨大的政策风险。积极财政政策和社会福利计划是必要的,但应该同时配套相应的政府调控经济的权力运行模式以保障政策实现。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是"政府创造环境,社会发展经济"。政府管制的权力运行模式从"命令+指挥"转向"监督+指导",政府督导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治理技术和沟通技巧,体现出"硬法"与"软法"相互支持、相互交融的特点。

论奥尔森的集团政治思想

奥尔森集团政治思想以集体行动逻辑为基础,侧重分析集团政治的消极功能,认为利益集团本质上具有分利倾向,集团的分利活动将会影响国家的兴衰,进而提出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来减少集团政治的消极影响,构建了集团活动与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拓展了集团理论的内涵,深化了对政府与经济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