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和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治理负外部性、推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以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广义矩模型(GMM)法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有效的财政分权环境能够正向调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ESG实践?——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8—2019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以2013年年末在7个省市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三重差分进行实证,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促进企业进行ESG实践,且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企业绿色创新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与ESG实践中起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不仅促进了企业进行环境(E)方面的实践,也促进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S)和提升自身治理水平(G)。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国企,非国企中碳交易政策对ESG实践的影响更强。对于当年当地没有政府环境目标约束的企业,存在政府环境目标约束的企业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ESG实践的影响更强。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中国114个地级资源型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算各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利用系统GMM模型、静态面板门限模型和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探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11—2018年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总体向好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极差扩大现象,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2)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城市低碳生活基础设施水平的调节和制约,存在门限效应。基于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了相应的政策含义。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风险承担——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例

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促使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保障。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对象进行研究,构建了一个反映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行为的理论模型,探讨碳排放权交易如何影响轻(重)污染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理论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有助于引导企业研发创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利润,最终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实证结果显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主要提高轻污染、非国有和东部地区等样本组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检验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提高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率和利润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轻污染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率和利润率的促进作用大于重污染企业。因此,面对环境治理压力,企业应当主动承担碳排放权交易带来的机会和挑战,通过研发创新提升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

市场型环境规制、碳减排与企业环境绩效:来自中国碳市场的证据

中国碳市场政策的持续推进,标志着环境规制体系逐步从命令控制型向市场激励型转变,准确测度碳市场作为环境规制工具的政策效应对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A股上市企业ESG环境得分和财务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改进的BP神经网络模型估算的上市公司碳排放强度,并使用多时点DID模型实证检验发电行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于参与企业碳排放量及环境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发电行业全国碳市场的推行显著降低了参与企业的碳排放量,并提升了企业ESG环境得分;发电行业全国碳市场可以通过提高控排企业的创新水平来改善企业环境绩效。因此,中国应逐步扩大碳市场覆盖的行业和范围,引导企业不断加大创新投入,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污染治理能力。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以环境保护税征收为例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为样本,以环境保护税征收为例,研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环境保护税征收有助于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且相较于定性披露,其更有助于促进企业环境信息定量披露;此外,环境保护税征收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压力、提高审计监督力度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征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呈现地区分布、企业性质与监控程度方面的异质性。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以2013—2022年中国31个省份为研究样本,实证探讨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实证检验发现: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正向推动作用,相比策略性创新与低工业化水平区域,市场型环境规制对高工业化水平区域及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创新网络嵌入、绿色金融分别在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机制传导与调节作用。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提出拓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范围、构建绿色技术创新网络生态及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服务机制的建议,助力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加快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支持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能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率的“共赢”。本文利用微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三者的关系。研究发现:排污税费会促进重污染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环保补助会抑制重污染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融资约束会阻碍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融资约束在排污税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存在遮掩效应,融资约束在政府补助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本研究丰富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为企业应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参考依据,为政府合理利用环境规制政策和金融市场机制提供了微观数据。

“赋能”还是“负能”:双重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推动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生产经营和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从理论层面探讨双重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选取2011-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行政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数字化转型呈现显著非线性关系。随着规制强度增加,其促进作用分别呈正“U”型和倒“U”型,综合规制呈现正“U”型影响路径。其中行政命令型和综合环境规制在弱污染企业中影响更显著,市场激励型规制在强污染企业中效果更显著。从企业数字化视角拓展了环境规制经济后果领域研究,为国家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双赢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7—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数据,结合Super-DEA方法对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中国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节能减排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比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更具减排灵活性和激励长效性,命令—控制型规制手段对区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形关系,基于经济激励方式下"利用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收费制度效应为正,而"建立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并未表现出显著稳定的效应;东部地区的规制运行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次之,中部最差;环境法制的完善对政府"利用市场"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建立市场"的法制体系尚未健全.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环保投资与制造企业绩效

在包含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环保投资和制造企业绩效的框架下,以2010~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究了环保投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于制造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环保投资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重污染制造企业绩效。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多样化环境规制手段提供了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与绿色创新——来自市场型与命令型环境规制的证据

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具体表现为地区间环境规制行为的相互影响,明晰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效应是解释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现象的关键所在。本文将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与绿色创新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就环境规制策略互动的存在性及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进行规范性阐释,并进一步考察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影响绿色创新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型和命令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的现象普遍存在,且异质性环境规制策略互动长期内趋于弱化;市场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主要诱发绿色创新的逐底竞争,而命令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则主要引致绿色创新的逐顶竞争;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在城市经济外向型维度、城市创新能力维度、企业所有制维度和企业污染属性维度存在显著的异质特征;机制分析表明,经营成本提升是市场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影响下绿色创新逐底竞争的主要诱发机制,而命令型环境规制策略互动所引致的绿色创新逐顶竞争则主要源于绿色研发投资增加的中介效应和经营成本提升的遮掩效应。本文据此提出建立区域协同治理模式,强化异质性环境规制的多元化实施路径。

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负向惩罚还是正向激励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可能存在一定矛盾,如何兼顾各类环境规制工具的特征,使其符合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利益,是环境规制领域值得思考的问题。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负向惩罚型和正向激励型,以2007~2019年我国A股实体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的影响,系统研究宏观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的作用机制和异质性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负向惩罚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水平有正向影响,正向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会抑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上述影响通过管理者的“鞭打快牛”和“重奖轻罚”激励机制形成影响路径,融资约束、搬迁成本、污染程度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对上述路径存在异质性作用。研究为地方政府和实体企业面对绿色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提供了有利于其长期发展的决策思路和政策参考。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差异化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知识搜寻的中介作用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一直备受争议,这可能与多数文献忽视环境规制(命令型与市场型)与绿色创新(策略性与实质性)的双重异质性有关。基于制度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构建“环境规制—知识搜寻—企业绿色创新”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采用285份企业调查问卷验证研究假设。结果显示:命令型环境规制仅能促进策略性绿色创新,市场型环境规制仅能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知识搜寻深度在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知识搜寻广度在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实质性绿色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地,通过fsQCA分析得到5种前因构型,其中,高策略性绿色创新与高实质性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分别有2条和3条。结论可拓展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维度,并为政府调整环境规制政策、企业应对外部制度压力提供参考。

市场型环境规制能否实现碳减排与稳就业的双嬴目标——来自中国碳交易试点的证据

为探讨市场型环境规制能否实现碳减排和稳就业的双赢目标,本研究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年-2019年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2006年-2020年1150家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评估碳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和就业效应。研究表明:该政策显著降低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水平,并提升城市就业水平,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测试;提高碳市场发展水平可强化碳试点城市的减排效应和就业效应;碳试点政策可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并通过产值效应和资本替代效应提升企业就业水平。同时,该政策对不同教育程度企业员工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也对不同规模、所有制、年限企业的员工就业影响存在异质性。

“双碳”目标下资源禀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来自中国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党的二十大把绿色发展与“双碳”同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体系,并强调运用市场力量推动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本文基于2005—2020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双重环境规制的视角,实证分析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区分两类环境规制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绿色经济发展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命令型环境规制抑制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存在“资源诅咒”效应,而东部地区不存在;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东、中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命令型环境规制抑制了中、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调节机制表明,市场型环境规制可以缓解绿色经济发展的“资源诅咒”效应,而命令型环境规制会强化这种效应。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

基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视角,以我国30个省区2003-2011年的数据资料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论环境规制变量是否受到内生性影响,其对技术开发、技术转化、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都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但对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进一步将30个省区划分为东、中、西部时,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政策建议是进一步促进环境规制对"创新补偿"诱导作用的发挥,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生产率的"双赢"。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价值效应——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研究

以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对企业短期价值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抑制了长期价值;宏观层面上,随着碳市场流动性的提升,该机制的实施对企业短期价值的促进作用增强,对长期价值的消极影响也得到缓解;微观层面上,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短期、长期价值在风险承受能力高的企业中均体现出更加显著的积极影响。研究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给企业绿色价值提升提供思路。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考虑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在我国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文章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8—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探讨地方政府竞争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环保投资显著正相关,但地方政府竞争会削弱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积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地方政府竞争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有效性的弱化作用更显著.文章从市场机制角度丰富了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文献,对于更好地引导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具有较强参考价值.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政府制定了环境税费、补贴、排污权交易及押金返还制度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当前,就环境规制是否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经济发展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尚未达成共识。本文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浙江省污染行业企业的数据分析,并考虑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强度,研究发现环境税费、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影响;环境税费、环境规制强度、排污权交易对绿色工艺创新有显著影响;排污权交易对绿色产品创新无显著影响;押金返还对绿色产品、工艺创新无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