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在日本的回响—以宫崎市定为中心

学界一般将宫崎市定的学术思想置于京都学派之内藤湖南与桑原隲藏的师承关系下进行论述,而鲜少提及20世纪法国史学对其史学研究的影响。宫崎市定赴法留学的经历及其与年鉴学派汉学家的交往,为其提供了认识和汲取“年鉴学派”理论和方法的契机。其关于历史学的“客观实证”论、历史的理解与评价及世界史体系建构等,均不乏“年鉴学派”的影响痕迹。宫崎市定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景气史观”,是尝试接受、内化与运用京都学派部分理论与“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地域性的长时段研究和计量史学等理论和方法的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并推动了年鉴学派理论在日本史学界的传播。

魏晋仕途与门第——宫崎市定贵族乡品论探究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以独具特色的六朝贵族制论享誉国际汉学界,乡品论乃其核心环节。乡品原本是魏晋中正为士人划定的资格等级,门阀社会固化后变为昭示家世门第的标志,并对仕途人生起到制约作用,进而成为维护贵族流品秩序的体制保障。宫崎全面系统地梳理乡品与仕进层级的比例对应关系,提出乡品比起家官品高四等的著名论断,迄今仍为学界津津乐道。他又指出乡品的授予遵循汉代任子精神,以实现父辈资源的等位传递和既有身份体系的再复制,从而揭示贵族制世袭性的本质特征。他还格外强调乡品对仕进前景的预期功能,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宫崎市定和《九品官人法的研究》

宫崎市定是日本研究中国古代史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则是其一生的杰作,他和这部著作是研究日本的中国学和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史、制度史所必须要读的。本文研究宫崎市定的学术渊源,探讨京都学派的学理与宫崎市定的学术思想历程,指出《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首先揭示乡品与官品的对应关系,还在于通过对各个具体历史时期九品官人制度演变的深入剖析,揭示士族门阀政治形成的过程,为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关于中世贵族政治学说作了最广博有力的实证,给后来的研究者以极大的启发。

宫崎市定“五霸皆夷狄论”考辨

日本京都学派东洋史家宫崎市定在《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中国史》中均提出“五霸皆夷狄论”,立论依据为五霸之国未遵循同姓不婚、出身于异民族、不服从周王朝统治、语言交流有碍、文化习俗不同等。若依照上述区别华夷之标准,在进行史料比对和史实核查后发现,齐桓公、晋文公并非夷狄,吴王阖闾或夫差、越王勾践位居华夷之间,楚庄王虽自称夷狄但有其特殊语境。因此,“五霸皆夷狄”之说并不成立。究其根本,这是宫崎为了论证“朴素主义民族”对“文明主义社会”的挑战和征服,进而配合日本侵华国策而有意构建的反事实假说,这一假说的前提源于宫崎“文明二元论”中“夷”(朴素民族)优于“华”(文明社会)的先验预设。

从《中国史通论》《宫崎市定中国史》看京都学派中国中世史研究的“新陈代谢”

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方法和唐宋变革论是京都学派(“内藤学派”)重要的理论支柱。宫崎市定发展了内藤湖南中国中世史研究的理论:历史分期方面,以内藤湖南的三分法为基础,提出四分法;政治史方面,补充说明选官制度的演变及对贵族门阀形成的作用;经济史方面,探究庄园制度的性质和赋税制度的演变。

宫崎市定中国史研究中的“二元对立论”

本文梳理宫崎市定著述活动早期提出的“素朴民族”和“文明社会”二元对立框架的基本内容和逻辑思路,用实证的方法证明该学说渊源自伊斯兰历史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论著,并将此说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阐明该学说在学术外衣下隐藏着合理化侵略战争的思想实质。

摇身一变:宫崎市定著《亚洲史概说》的前世今生

宫崎市定的著作在近几年被大量译介到国内,受到国内图书市场的热捧。需格外留意的是,宫崎的历史观产生于日本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他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书写有着为本国政治、文化实践服务的企图,《亚洲史概说》一书即是明证。

宫崎市定“去寇化”倭寇观及其反历史倾向

“东洋史学”的代表人物宫崎市定从日本国家主义立场出发,试图从根本上为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倭寇”张目和“正名”,从而对倭寇之“寇”的属性进行了一系列“去寇化”的界定与论述。他歪曲明朝与日本之间朝贡贸易的本质,以“和平贸易”来定义倭寇的武装走私甚至劫掠行为,并将倭寇在明朝国土上的杀掠以及与明政府的对抗,说成是为了明朝贸易伙伴的“侠义之举”,又援引亲日明人郑舜功《日本一鉴》中对日本与倭寇的相关记述,论证了倭寇的“良善”,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宫崎市定这一“去寇化”的倭寇观,是基于国家主义立场而对历史的背离,是一种反历史的表现,它不仅影响到了后来的历史学家,更影响到了日本普通民众的倭寇认识乃至他们对中日关系的理解。

借尸还魂——宫崎市定的倭寇论批判

【导读】宫崎市定的作品在当下的图书市场中颇为流行。但必须注意到,宫崎的史学思想与近代日本右翼思潮之间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宫崎的许多论著,从题材上来看或许属于中国古代史范畴,但在著述目的上,则很大程度上是为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进行历史的论证。在这其中,他对明代倭寇的分析就是典型例子。

宫崎市定“册封体制论”的殖民话语逻辑

宫崎市定作为京都“东洋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其学术成就蜚声汉学界,但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甚至战后都曾积极主动地粉饰日本的侵略行为。本文梳理其“册封体制论”的内容和逻辑,并在将该说置于日本亚洲观的发展脉络及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其构造与特质的基础上,揭示这一论说呼应日本侵略国策的政治论本质。

宫崎市定的学术谱系研究

宫崎市定是日本东洋史学界继内藤湖南、桑原隲藏等之后的代表性学者,考察其学术的形成及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一考察,不仅需要关注来自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史学研究群体各自不同的刺激和影响,更需要站在较为宽阔的比较文化和思想史的立场,注意辨析和认知宫崎市定的史学研究所受到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而把握以宫崎市定的学术研究为代表的日本东洋史学所具有的共通性特征。

关于历史观对学说的影响——以内藤湖南与宫崎市定为例

一导言有一种说法认为基于'古代'(Ancient)、'中世'(Medieval)以及'近代'(Modern)的时代三区分法(a three-period division of history)经过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期的Leonardo Bruni(1370-1444)、Flavio Biondo(1392-1463)等人[1],而到Christoph Cellarius(1638-1707)—般化。

宫崎市定《論語》研究的特質

宫崎市定是日本二戰後“史學届最有代表性的學者”(1),是“京都學派”的巨擘。宫崎擅治史,也有心得於《論語》之學。他應岩波書店之邀,以“論語的新讀法”爲題作系列市民講座,後又將研讀心得集成一册,書名爲“論語之新研究”。宫崎的《論語》研究與翻譯廣受關注和贊譽,世稱之爲“宫崎論語”。

宫崎市定“唐宋变革论”辨析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也称为“宋代近世说”),作为宋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范式,影响深远。宫崎市定光大其师内藤湖南的理论,沿袭欧洲历史的分期方法,将东洋历史分成古代、中世纪、现代(近世)三期,并认为宋代应为“近世”的开端。对此,宫崎市定所持的两个主要论证核心是“政治上的统一趋势”和“民族主义运动”。然而,中国古代王朝将“天下”视作自身的统御范围,这与近现代“国家”的领土不同,其根本政治理念“大一统”的涵义并不局限于“领土”方面的统一,因此也就无法通过近现代国家“领土”的扩张,证明古代王朝具备“先进性”和“领导性”。宫崎市定还将中国古代的“夷夏”观念和近现代的民族主义直接对比,过分夸大了宋代“夷夏”之间的对立,并将这种对立中的强弱看作彼此征伐、吞并的正当理由,从而暴露出其为日本侵华建构合法性的目的。

名称与内涵——简评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

宫崎市定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九品官人法研究》是其成名之作。但该书的名称与内容并不十分契合,反映了宫崎先生独特的研究理路与治学方法,对我国学者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宮崎市定东洋史观的形成——青壮年期的经历及其影响

宫崎市定(Miyazaki Ichisada,1901—1995)是战后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东洋史学者和京都东洋史学派的第二代核心人物。宫崎早年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隲藏和羽田亨等东洋史巨擘,这对他日后的史学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拟通过爬梳宫崎壮年时期前的经历,明晰影响其史学思想形成的诸多因子,勾勒出其历史观形成的轨迹。

日本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的世界史观

宫崎市定(1901—1995)是20世纪日本东洋史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但通观中日学界,对其学术的研究总体上仍显不足,且鲜有涉及其世界史观及成因的研究。本文集中考察宫崎市定的世界史观的构成及形成,并分析其世界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之关联。

宫崎市定史学中的民族主义

宫崎市定是日本"京都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也是日本东洋史学研究领域内的权威学者,中日学界对其史学著述中的民族主义问题尚未有专门的论述,本文尝试在史学方法论的立场下,对宫崎市定史学中所展现的民族主义观念和立场,以"二战"前与"二战"后为界,分阶段论之。

何谓从周边看中国:以宫崎市定和白永瑞为例

在《宅兹中国》等近作中,葛兆光提出需要从周边看中国。虽然他提到越南蒙古等,但他特别重视、论及较多的则是日本和朝鲜半岛。西方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最大的他者,当然会很有效地显示出东西文化的差别,但如通过中国的周边国家来看中国,则自然会有跟西方对比不同的视野和观点。这的确是很有新意的见解,毕竟很长时期中国学界对周边国家的关注与研究很不够.

宫崎市定为日本侵华张目

1940年,宫崎市定在其首部专著《东洋的素朴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中,采用中国周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建立的政权相互对立的范式来研究中国历史。他将汉民族建立的文明社会所呈现出的特性称为"中毒"现象;周边民族通过摄取汉民族文化,势力不断壮大,同时保留着素朴性,反而从"周边"入主"中心",但不久会被同化,出现"文明中毒"进而腐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