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刑法的价值理念分析

市民刑法意味着思维模式的革新,因此在修正传统刑法理念的同时,应当注重市民刑法思想的理论建构。市民刑法应倚重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借助其形式理性,将平等、自由、人道、正义、谦抑等观念注入刑法的血脉之中,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在制度上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以推进我国刑事法治的进程。

市民刑法的理论困境与出路——以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象性犯罪为视角

市民刑法作为社会契约论的产物,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困境:若固守强势平等的立场,市民刑法在面对强者与弱者这一社会分层时,无法对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对象性犯罪作出合理解释,从而带来刑法正义危机。刑法平等不再是凡具有脸孔者一律平等,突破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差异原则。差异原则以其特有的"轻弱、重强"的罪刑结构,给弱者犯罪和强者犯罪提供了规范依据,因而是克服市民刑法的理论困境的必然选择。中国刑法应该重视这种规范建构。

经济发展视野中的市民刑法

以市民社会为依托的市民刑法具有保障社会个体生存基础、加强对私人权利保护、秉承司法形式理性以及严惩公共领域职务犯罪的精神追求;亦应具有明晰产权、降低权属确认成本、公开信息、缩减搜寻成本、强化协调以及节约维权成本的经济价值。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刑法应当向以保护所有权为核心、以保障交易安全为内容、以严惩政治腐败为手段以及以信息充分公开为目标的市民刑法进行变革。

论刑法干预市场经济之市民刑法观——以经济犯罪的刑事审判为视角

市民刑法观要求刑法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既要维护国家的市场经济秩序,更要强调保障公民的人权与经济权利。在经济犯罪案件的刑事审判过程中,应牢固树立和坚持市民刑法观,依靠刑事法官的智慧,做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

市民刑法还是风险刑法？——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抉择

市民社会孕育出市民刑法理论，风险社会则催生风险刑法思想。两者在刑罚权范围变动趋势、犯罪形态结构和刑法机能侧重点等方面截然不同。现今中国社会转型期既有市民社会的因素，又有风险社会的内容，刑法理论存在着向市民刑法还是向风险刑法转向的抉择。在我国市民社会还未发展成熟的情况下，讨论风险刑法过于仓促。未来刑法理论应当坚定地走向市民刑法，同时谦抑地应对风险社会，做到以人权保障为主，兼顾保护社会。

马克昌谈国家刑法与市民刑法

著名法学家、杰出教育家、卓越社会活动家,新中国刑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律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昌先生,因病医治无效,2011年6月22日在武汉逝世,享年85岁。马克昌先生病重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先后到医院看望。马克昌先生在病逝前两月,在病房讲授"国家刑法与市民刑法",此次授课留下了弥足珍贵"遗产"。作者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成文,本刊予以刊发谨以怀念马克昌先生。

对话敌人刑法

雅科布斯教授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一个让世人震惊的观点:刑法应该把某些人当作敌人来对待!该理论自露面伊始便饱受诟病,怀疑者们几乎从所有可以想象的角度提出了批评。但是,剔除直觉和感性的因素,敌人刑法理论实际上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更清晰、更理性的生活画卷。业已存在的实在法规范共同体如果想要更富有活力地、更健康地持续存在下去,采纳敌人刑法的主张将是相当现实的选择。

毒品犯罪刑事治理去敌人刑法化

历史与现实的二重维度构建着中国禁毒刑事政策的架构,国民对于毒品犯罪泛滥所致严重后果的担忧形成一种重法惩治的社会氛围。对毒品犯罪宣战凸显了我国整体国民情感诉求与总体社会法治态度,与敌人刑法所主张的以"战争"治理犯罪的理念高度一致,敌人刑法表征为禁毒刑事政策的立法倾向与实务确象。但是,毒品以及涉毒犯罪行为本身的多元性、复杂性,以及认知差异导致的国际社会治理措施的分化,都对毒品犯罪规制沿着敌人刑法行进的苛严态度提出了挑战,对毒品犯罪应该坚持审慎的市民刑法处理原则,将去敌人刑法化作为禁毒刑事政策的未来重心,治标与治本方能兼得。

论刑法的民法化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一元社会向二元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二元社会的确立导致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 ,在市民刑法的构建进程中会出现刑法的民法化现象。审视新中国刑法的改革与发展 ,这一现象已经出现。何谓刑法的民法化 ?怎样看等这一现象 ?本文作了抛砖引玉式的探讨。

敌人刑法:一个反击恐怖犯罪的新视角

敌人刑法是雅科布斯提出的针对某些特殊危险犯罪的新理论。敌人刑法与市民刑法相对,它以规范适用论为基础,主张对从根本和原则上破坏社会秩序的人视为"敌人",对该类人员应当予以实施特别处遇。敌人刑法理论与政治斗争无关,并不违反法治国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敌人刑法理论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的反恐斗争提供了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刑法正当性的诘问——罪刑法定含义解析

在当代中国 ,如何解读“罪刑法定”这一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要真正读懂这个语词 ,必须深入到它的理念世界。在这个语境下 ,罪刑法定是对刑法的正当性的诘问 ,这一问题是在刑法的价值化与刑法的科学化两条道路上展开的 ,达致的是刑法的理性化和人性化。从这个意义上讲 ,罪刑法定是市民刑法的本原。

“敌人刑法”思潮影响下的合宪性反思

"敌人刑法"作为一种描述性观点,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具有合理性。通过阐述"敌人刑法"的内涵,以及梳理"敌人刑法"在我国刑法和相关法律中的体现,对"敌人刑法"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在宪法层面上进行反思,以期对随之产生的问题找到解决途径。

论敌人刑法理论影响下的我国刑事立法

当前,我国刑事立法呈现出以下特点:风险社会下的刑事处罚前置、特定犯罪刑罚加重及特定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限制。这种立法趋势是敌人刑法理论的反映。敌人刑法理论并不是对传统法治国的颠覆,而是对法治国的有益补充。学界应摒弃成见,承认敌人刑法理论影响的存在,这是研究并有效利用该理论的前提。

权利刑罚:背景叙事、基础论证与本体展开

刑法与权利、宪政关系的和谐化与协调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刑法的品性问题。我国刑法当前正处于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演进的转型关口,重新型塑刑法的品性,是实现刑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与国家刑法和市民刑法相对应的是,刑罚的类型也可以分为权力刑罚和权利刑罚。由权力刑罚向权利刑法的演变,正是刑罚品性转换的必然路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权力刑罚应当贯穿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整个刑罚运行阶段。

对我国现行犯罪构成的一点思考

犯罪构成是刑法理论的核心,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是罪刑法定主义得以落实的保障。我国现行的犯罪构成理论存在重大缺陷。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犯罪构成并非判断罪与非罪的唯一标准,这样,犯罪构成就难以发挥其落实罪刑法定、实现人权保障的重大功能。因而,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必须加以重建。重建我国犯罪构成的指导思想,应是以形式合理性为特征、彻底贯彻罪刑法定主义的市民刑法观。

中国没收财产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没收财产制度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某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没收财产制度以其强大的剥夺能力,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治利益。但在人权保障、责任自负等法治思想的冲击下,没收财产制度,尤其是一般没收财产制度已呈日薄西山之势。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看,废除以一般没收为内容的没收财产制度,代之以特别没收,并对没收的范围、程序等进行适当的改造,是一个合乎时代要求的选择。

浅谈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的原因与防控

法律上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的认识与法律规定不相符合,即在犯罪过程中,犯罪行为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以及相关刑罚的认识与刑法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不一致。法律上产生的认识错误的原因是由于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造成的。我们可以用刑法教育、刑法现代化、刑法市民化和刑法讯息及时化等方法防控法律上认识错误。

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从刑法进化论视角,政治刑法、市民刑法和社会刑法既是刑法的具体类型,又是刑法与政治秩序、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互动进化的产物。政治刑法以身份为依据对权贵与平民进行区分,并重点保护权贵的权益,因而在罪刑规范上实行区别对待。市民刑法力图打破刑法对身份的依赖,并以社会契约为理论基础建构一种立足于罪刑法定主义的平等刑法,其虽然有助于限制国家权力的不当扩张,但却存在着明显的正义困境:无法满足不同主体对社会正义的要求。社会刑法主张刑法建构的立足点是社会正义而不是社会契约,其在承认强者与弱者之基本社会分层的基础上,主张给于社会弱者以更多的人道关怀并给强者的自由以更为严格的法律限制,从而在有效矫正市民刑法之正义困境的同时,又可能带来刑法干预的不当扩张。这也决定了社会刑法只能以例外存在,并需要与市民刑法之间形成共生秩序,从而呈现出市民刑法"兼容"社会刑法的发展路线。此亦构成了中国刑法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在契约与功能之间:刑法体系的合宪性控制

古典刑法立足于契约主义,把刑法视为民众的社会生活约定,强调刑罚并不是越多越好,突显了刑法的谦抑性。现代刑法立足于功能主义,把刑法视为犯罪控制的工具,刑法自身存在着扩大化趋势,法益保护的早期化、膨胀化与抽象化成为发展趋势。不能把刑法对社会生活的被动回应"粉饰"为刑法的适应力,面对功能主义刑法的极度扩张,现代刑法理论应当强化合宪主义刑法观,重视刑法体系的合宪性控制:(1)刑法修正的主体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回归全国人大,以实现刑事立法权的定型化;(2)现代刑法不可以为预防主要犯罪而规定次要犯罪,犯罪设定需要重视二元化犯罪模式的创新价值,量刑制度需要关注犯罪后的合作带来的变革意义;(3)刑法解释应当立足于法益论的宪法化改造,重视合宪性解释的制度建构及运用。

中国刑法走向何处去:对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反思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刑法立法上的犯罪化加速,中国刑法走向何处去备受关注。立法的积极并不意味着需要坚持积极刑法立法观,积极刑法立法观的三大理论预设存在疑问,易于陷入犯罪化扩张的危险中。刑法立法与国家任务相关,不能越过法益保护原则而强化国民对刑法的忠诚。刑法观是刑法立法理念的体现,包含在刑法类型当中,以刑法类型为主线讨论刑法立法发展方向更具有解释力。刑法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国家任务的时代改变,法定犯大量增加成为刑法立法的重头戏,现代刑法需要被植入新的基因,提倡与实践社会刑法,中国刑法之未来发展方向终将呈现出"市民刑法兼容社会刑法"的共生格局:对自然犯采取市民刑法,对行政犯采取社会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