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医保统筹对农村劳动力市民化意愿影响的初步研究

探索城乡医保统筹对农村劳动力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模型,分析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统筹对劳动力城镇定居决策“福利效应”,借助相对剥夺感理论分析农村劳动力购房意愿的影响因素,动态调查2018—2020年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医保统筹对农村劳动力市民化意愿。结果显示,城乡医保整合显著提升了该群体在城镇购房的意愿,而农村劳动力的城镇定居意愿没有受到显著影响,其原因跟“福利效应”更多依赖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健康人力资本维持需求实现,而非直接转化为更高的城镇定居意愿有关。

社会参与、身份认同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农业转移人口是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从社会参与和身份认同两个维度出发,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它们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参与和身份认同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针对所得结论,提出加强社区建设、加强宣传教育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议,以便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参与度和身份认同感,促进其市民化进程,为城市化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农民工就业质量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来自CMDS 2017的证据

为了解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就业质量越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高;流入地月生活支出、子女是否随迁、社会融入感在就业质量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果,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有针对性地从政府、用人单位、社区3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家庭韧性何以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使用熵权法构建农户家庭韧性指数,并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家庭韧性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及生计资本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家庭韧性的提高显著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且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可靠;异质性分析发现,家庭韧性对家中无耕地、父母有外出经历和新型城镇化试点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的生计资本在家庭韧性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据此,建议多举措增强农业内生韧性,着力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分层次有序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中国地级市层面宏观数据,综合运用CMP模型、PSM方法、KHB分解方法等实证分析了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其影响机制及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会正向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且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稳健。第二,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3个维度(可获得性、可达性、可负担性)均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较而言,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正向影响在第一代农民工和高人力资本水平、无患病经历、跨省流动与流入地为大城市的农民工群体中更为明显。第三,机制分析显示,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通过社会融入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42.744%。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成本分担及机制构建——一个文献综述

文章从空间维度总结了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成本测算与分担机制的研究现状,从时间维度梳理相关热点问题的历史演变过程,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脉络。结果表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已逐步搭建完成,但市民化成本边界尚未界定清晰,导致现有的成本测算模型计算结果差异较大,而成本分担机制的构建定性研究居多,今后应进一步结合定量方法完善相应理论体系。

方言差异对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本文基于方言数据和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方言差异对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方言差异会使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降低4.59%。在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更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控制个体流动经历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身份歧视和子女留守是方言差异抑制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方言差异对不同维度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方言差异会使身份、行为和心理市民化意愿分别降低5.7%、7.8%、1.8%。方言差异对从非官话区流入官话区样本的影响最小,对在非官话区间流动样本的影响最大。个体受教育程度、户籍地与普通话的相似程度可以有效削弱方言差异的负面影响。

社会保障覆盖与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速流动人口市民化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拉动内需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文章结合这两个关键视角,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讨社会保障获取对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为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和加速流动人口市民化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实证研究发现,流入地的社会保障获取对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具有积极影响,采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一致,但影响程度更大,传统估计方法可能低估了社会保障的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体制外、非农户口和位于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对社会保障水平更为敏感。进一步对市民化意愿的分类检验表明,流入地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流动人口长期临时居住意愿,促进其实现稳定或事实上的深度市民化。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以上海市为例

以上海为例,对目前已迁聚城市并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主要受个人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及区域环境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尤以婚姻状况、在城市的居留时间及找工作的困难等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推进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及城市化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和依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

在考察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的基础上,利用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定量分析我国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就业保障、社会保险、住房保障及教育保障等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尤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状况的影响更显著。城市农民工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等个人属性特征与迁入地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等其他社会经济要素对其市民化意愿也有明显影响,年龄越大、在婚、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烈;迁入越发达地区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大。要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首先要努力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特别要改善和提高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子女教育的状况和水平;同时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把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实现"1亿农民工市民化"重点放在东部地区。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成都市为例的分析

以成都市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受到收支状况、工作生活环境、家庭成员生活教育状况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收入水平、城市生活支出、非农就业时间以及承包地现状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该结论可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进一步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决策参考。

小城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实证研究与政策应对

目前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分布于户籍控制严格的大城市,这种错位提醒我们我国的市民化研究应该深入到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本文以马鞍山市博望镇为案例区开展问卷调查,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市民化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镇区房价、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面积、未婚子女平均年龄、村庄与镇区的距离、住房面积和城镇品质等。进而对小城镇制定市民化政策提出建议:(1)提高城镇规划水平,提升城镇建设品质和城镇吸引力:(2)控制房价,降低市民化的经济门槛;(3)理清户籍改革的利益分配,制定具有地域化特征的市民化政策;(4)做好市民化中长期规划,分时序推进市民化工作。

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8城市融合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8城市融合数据,利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工劳动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接受技能培训、在流入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超时劳动则显著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政府应提升农民工维权意识,加大对用人单位监管力度;提升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提高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建立和完善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农民工市民化门槛,以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以及政策治理的需要,重构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理论框架,利用1205名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大中小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和形成机理。结果显示: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形成更关注经济收益,中小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形成则更重视发展归属;通过对差异的揭示,归纳出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从大城市到中等城市,最后扎根小城市的一般轨迹。"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必然是通过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合作治理,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有序推进。

农民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要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城镇化就需要尊重其利益主体——农民的主观意愿。基于武陵山片区的田野调查数据,在控制个体人口统计特征因素的情形下,采用probit模型并考虑"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综合考察了农民市民化意愿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在(预期)收入方面,预期收入增加是农民愿意迁居城市最重要的动因,而当前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则因其来源不同而不同,即当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生产时其效应为正,反之则有迁居意愿;在(预期)成本方面,与迁居相关的住房获得成本以及子女教育获得成本都有不可忽视的显著影响。

工作时间、业余生活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

本文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工作时间、业余生活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当以制造业农民工为研究样本来控制工作时间的外生性,并用同一社区内其他农民工的业余生活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其内生性偏误之后,本文发现,在城市的精神感受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因素,每天加班工作时间越长,每周工作天数越多,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低,且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对加班时间更加敏感;吸烟、玩麻将和电脑游戏等业余生活会降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对个人发展有利、层次较高的业余生活会促使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主动实现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西北3省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婚姻状况及配偶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重大影响。月收入、性别、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及城市规模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否接受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当地经济水平及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影响不显著。

基于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资源利用率、促进城市发展、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构建和谐社会。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农民工市民化的行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取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私人收益减去私人成本的净收益越大则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反之越弱。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包括生存成本、转移成本、风险成本、精神成本、制度成本和机会成本,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收益包括增加收入、增加就业、改善生活质量、改善医疗条件、改善就学条件、提高个人素质。强化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引导农民工市民化,促进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是要实施有利于增加农民工市民化私人收益和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私人成本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