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天津市民小说论

天津市民小说的发生与发展与报刊行业密切相关,尤其是依托报纸出现的报人小说是天津市民小说初期的主要类型。因此,在天津写作的重要小说家均与报馆有密切联系,包括宫白羽、刘云若、李寿民等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市民小说家不断涌现,作品数量激增,形成了以天津文化为基础的津派小说。津派市民小说主要类型有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掌故小说、混混小说等。天津市民小说在创作上做到了对传统小说的继承与突破、对新小说的借鉴与吸收;与上海市民小说相比,缺乏现代性、先锋性。天津本土的码头文化、曲艺文化、天津方言以及租界文化等对市民小说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学生产与“新市民小说”的发生与淡出

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推进,使文学期刊普遍面临着发展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文学》在1994—1997年间精心策划了“新市民小说联展”以应对生存危机。但在“新市民小说”这一文学专栏的生产过程中,期刊、作家、批评家互相掣肘,先是批评家质疑文学命名的合法性,再是期刊的编辑理念与作家的创作心态产生冲突,最后作家的创作实践又引发了评论者的担忧。在整个策划事件始末,《上海文学》表现了一个纯文学期刊为拓宽严肃文学道路付出的不懈努力,而“新市民小说”的迅速淡出却说明了刊物所依赖的传统作协的生产机制已经不再适应1990年代的文化市场,它采取的“命名先于现象、理论与创作并行”策略也存在重重矛盾。所以任凭期刊如何费尽心思为“新市民小说”摇旗呐喊,此次策划实践终究难免失败的命运。

撕裂性、在场性与人道主义:论近代市民小说的叙事伦理——以《海上花列传》为中心

以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为代表的晚清市民小说体现出了较为独特的叙事伦理特征,主要包括撕裂性、在场性与人道主义。撕裂性主要体现在文本叙事风格的撕裂,文学性与故事性之间的撕裂以及新体制与旧道德之间的撕裂;在场性主要体现为作者、读者和文本人物的多重“此在”;人道主义则主要体现为真实且真诚地面对和记叙市民阶层的趣味、诉求和价值观,以较为包容开放的意识形态评判人与物。正是因为这些叙事伦理的存在,《海上花列传》《海天鸿雪记》等近代市民小说成为“现代”的一部分,启发和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变奏的谱系。

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市井意识

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创作充满了浓郁的“市井意识”,已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如何正视中国市民小说的这些特质及其独有的某些形态、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去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范畴来定义和分析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应是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20世纪中国社会的市井叙事——现代市民小说的叙述特征及文化意识

市井是中国普通市民赖以托身的特殊的生存空间与文化空间,是中国城市或城镇的重要构成,有着深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积淀,代表着城市的底层。抓住了市井,也就捕捉住了中国城市的“魂”。以市井作为叙事和审美对象的市民文学创作,在我国源远流长。现代中国市民小说正是现当代文学史上各阶段以市井生态景观和市俗文化为主要叙事内容的小说创作文本的聚合,它通过叙述市井文化中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地方性的市俗事像和市俗心理来关注中下层民众的生存境遇、行为方式、心理愿望、宗教信仰、伦理观念、道德范型及社会组织,实际上它是以市俗的内容和文学的具体性、情感性、审美性特征相结合的方式对人类的生命过程提供了最充分的形象化的叙事。

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传奇美学品格

传奇文学在我国源远流长,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优秀的文学传统,从张恨水、老舍、张爱玲到冯骥才、林希等作家创作了新时代的市民传奇,充分说明了民族传统文学醇厚久远的美学魅力。

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与“新市民小说”

20世纪90年代文学中新口号、新命名频繁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活力、辐射和影响在下降，而文学编辑的作用在提升，文学创作、批评和理论等各个环节都受到期刊栏目的设置、出版社的选题等因素的影响。以至于形成一种文学命名运动，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挽回文学的颓势，但从中可以发现其中的生产逻辑和操作机制，

从明代市民小说看市民阶层的世俗情怀

明代中后叶的思想解放潮流，确立了新的人生价值观念。张扬个性、放纵欲望成了新的时尚。人们普遍重视现世佚乐享受，渴望变泰发迹；进步思想家则对程朱理学规范标举的“贞”、“节”、“烈”妇女观提出了抗议与诘责，确认了情欲追求的人性合理性，对青年男女挣脱封建枷锁的婚恋情爱作了赞颂；最后，揭示了市民阶层世俗功利的宗教精神。

试论池莉市民小说中的大众庸常价值取向

文章立足于池莉的市民小说,对小说中作者非常认同和肯定的大众社会中市民生活及他们的价值观念进行了分析,分析主要从“不谈爱情”和受制时间两方面展开。池莉市民小说中的爱情故事充分注重日常生活的逻辑,爱情这个永恒的话题在大众社会中被平庸无奈的生活消磨着,在金钱和性的双重枷锁的挤压下显得虚妄和奢侈,显示出来的价值趋向是放弃高尚的情感追求,以非常世俗化的功利化的眼光来看待男女之间的关系。池莉的小说中充分关注当下中国现实生活中的时间问题。池莉精心刻镂的市民大众的庸常价值趋向,表现出一种消解价值和意义的倾向。

论20世纪中国市民小说的基本形态

20世纪随着中国市民社会、市民文化的兴起和曲折发展,体现市民文化价值观念的市民小说也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中发展变化。把20世纪的市民小说界定为一种反映市民特别是中下层市民的生活、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小说,则其在20世纪的发展主要有狭邪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海派小说、老舍和张恨水的小说、市井小说、新写实小说与新市民小说等几种基本形态。

市井意识与小市民的生存哲学——试论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精神特征

在展开正题前，首先必须弄清楚几个重要的问题。即我们为何要研究“市井”？它和“都市”有什么异同？“市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占何位置？我们认为，“市井”与“都市”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概念，它们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市井”，一般指下层市民生存居住的小街小巷小市，在中国土地上星罗棋布的城市或城镇绝大部分是“市井”，

20世纪中国市民小说流变论略

市民小说是市民社会思想观念和情感方式即市民文化的文学性表现,以世俗化、平民化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直接体现着市民的生活理想、价值观念和基本行为方式等。通过对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市民小说流派、作家和文本的研究和梳理,力图回溯上一个世纪中国市民小说蜕变发展的宏观面貌,进而揭示中国市民文化、市民文学不断摆脱农耕文化影响,逐渐走向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曲折历程。

海派市民小说中的伦理困境与精神诉求

现代人的存在危机更多地体现为精神孤独、心理焦虑,理想与可能生活的紧张,无法确立对世界与自我的信仰等。以徐、苏青、张爱玲、无名氏为代表的海派市民小说作家,为我们铺陈的正是这样一幅充满欲望与理性冲突、现实与理想对立的世俗生活图景。小说通过对日常生活意义的揭示,以及存在自身无意义的克服,再现了个体精神性存在中蕴含的焦灼与困扰,包括都市漫游者的精神危机,情欲与理性的较量,爱与无爱的永恒对立。作家从心理世界的纵深处反身向外,揭示现代人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与超越的可能。

描绘现代市民社会的世俗人生——新市民小说论

新市民小说以对都市社会各色人等生活的生动真切的描写，展示了都市社会的奋斗与挣扎；在对市民社会中爱情的游戏、欲望的追求、情爱的失落故事叙写中，显示出对现代都市人生活态度人生观念的观照与剖析；在对人情的淡薄、人性的沦落异化、官场的风气不正等社会阴暗面的揭示中，体现了作家对市民社会的思考与批判。新市民小说的作家以对现代城市生活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拥抱精神，运用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手法，让城市生活大量进入文学创作视野。

论空间体验叙事转型下的现代市民小说价值观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现代市民赖以生存的城市逐步成熟,上海城市公共空间与日常空间逐步成型,而这正是现代市民生存空间的两大系统,他们是现代市民生活的两副面孔,形成了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叙事转型的两种不同维度和价值取向:三十年代现代市民小说的以公共空间为中心的"震撼体验"叙事,形成了趋时求新为主要基调的市民价值观。四十年代现代市民基于日常生活的深度叙事,生本位成为现代市民价值观的主导倾向,而这两种价值倾向的核心都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市民人本追求。

1930—194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恋物特征

1930—194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在叙事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恋物特征,主要表现在恋物的列举式修辞、物质人化和人的物化修辞策略、物质细节的表意功能与情节推动力。现代市民小说以一种空间化、恋物化特征标志了现代市民新的思维模式的诞生,也标志着现代市民深层价值观的转变。

简评《上海文学》“新市民小说”专栏的特色

本文以《上海文学》90年代中期的“新市民小说”专栏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其理论研讨、创作争妍、评论争鸣等角度对该专栏所做工作进行了梳理,旨在客观中允地分析其特色并做出相应评价。

海派市民小说中的情爱伦理寓言

以徐、苏青、张爱玲、无名氏为代表的海派市民小说作家,为我们铺陈的是一幅幅充满欲望与理性冲突、现实与理想对立的世俗生活图景。情爱是他们的文学世界、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但是情爱并没有成为最终的理想和信仰,反而作为构成伦理困境的关键因素,贯穿在他们的思考与寻找之中。其中包括爱与超越的可能;爱作为超越的困境;爱与信仰的难以达成。

从明代市民小说看市民的审美情趣

明代中后叶的思想解放思潮，不仅确立了新的人生价值观念，而且诱发了市民阶层的世俗情怀，世俗情怀孪生出市民的审美情趣，表现在市民文学上有三个突出特点：通俗化、尚自然、求真实。正是这样一种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