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捐与争权：市民权运动与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兴起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上海各马路商界因公共租界工部局增收捐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市民权运动,目的旨在争取华人参与工部局董事会。在这场运动中,华商以抗捐为手段,以马路为组织范围,广泛发动华商店铺与工部局展开了博弈。截至1920年春季,作为市民权象征的华人董事并未产生。但是,作为市民权运动的副产品,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及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在抗捐风潮中相继产生,推动着市民权运动向更深层次发展。马路商联会的广泛出现,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上海中小商人争国权、商权与维护人权意识的进一步提高。

特大城市市民权的权利观念及其影响因素——以上海为例

在特大城市人们对市民权享有基础所持的权利观念是一个重要研究议题。理论上,基于户籍的市民权是一种集体特权,而基于贡献的市民权是一种个体特权,均与宪法意义上的公民权存在差别,这构成了户籍制度和地域流动背景下的多元权利观念及冲突。调查发现,人们普遍认同市民权是特权而非公民权,但对市民权是否户籍权的意见并不一致,因此将市民权与户籍简单挂钩的做法值得商榷,但强调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市民权赋权逻辑具有较高的民意基础。虽然"土客"都认同市民权是一种特权,但存在着集体特权和个体特权的冲突,需要解决哪一种权利有优先性的问题。从影响因素看,制度、移民和市场身份都显著影响人们对市民权权利基础的态度。

论罗马市民权的观念和实践

现代国籍制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古罗马的市民权制度。罗马人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和实力,实行灵活多变的市民权政策,在早期法中居住在罗马是取得市民权的关键,随着罗马的强大,附加于市民权上的利益不再轻易赐予外邦人,实行比万民法更加严格的血统规则。共和末期始,基于增强军事实力和控制被征服地区等因素,罗马人开始授予外邦人市民权,并且允许双重市民权。212年安东尼努斯敕令授予帝国境内一切自由人市民权,此后移居帝国境内的野蛮人虽没有被正式授予市民权,但事实上享有之,并允许他们保有故国的市民权。我国可借鉴罗马人的经验在合理的限度内实行双重国籍制度。

食物市民权、社会阶层与食品安全危机应对

食品安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基于食物市民权的视角,本文采取量化研究分析了不同社会群体面对食品安全危机的应对措施。结果表明,收入高、自我认同为中上阶层的社会群体更可能选择超市绿色食品、社会企业、进口商品/海淘的方式应对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市民权测量中的参与、环境因子普遍影响了是否采取措施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模型考虑联立内生性后可看到,权利因子提高了采取进口商品/海淘、社会企业等方式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能性,但相反方向呈现负向关系。从有关食品安全危机应对的实践中,既可看到食物市民权普遍性的促进作用,也可看到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

身份与社会联系:农民工市民权问题的反思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市民身份及"市民权"作为农民工身份与权利的流向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对市民身份的边界排斥及市民身份内涵变化的分析,探讨市民身份及权利作为农民工公民权流向的可行性,为农民工权益问题的真正解决找出一条建设性的路径。

《授予市民权的优流斯法》的颁布背景及其实施效果

公元前1世纪初的"意大利"具有特定的地理和行政意义。生活在"意大利"的民众为争取更加公正的待遇,发起了反叛罗马的"同盟战争"(也称"意大利战争")。在战争爆发一段时间后,罗马为扭转战争局势,于公元前90年颁布《授予市民权的优流斯法》并在其后出台了一些补充规定,为争取战争胜利和巩固战后局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部法律一方面确立了授予"意大利"的民众罗马市民身份的一些规则,另一方面,通过在同盟者城市适用罗马私法规范,客观上为新型罗马自治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意大利城市和自治市制度的发展。

马歇尔“市民权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启示

马歇尔认为市民权是社会成员得以分享平等权利和分担平等义务的一种地位，具体包括三方面的权利：市民的权利（CivilRight）、政治的权利（politicalright）以及社会的权利（socialfight），三者分别体现了自由、民主以及平等这三项现代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本文从马歇尔的市民权理论出发，结合洛克、罗伯特·达尔以及罗尔斯等大家的相关理论，对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理念及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展开讨论，并试图揭示其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启示意义。

中世纪城市法中的市民权

中世纪城市法是这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灿烂成果,其中关于城市市民权的规定更是其灵魂所在。市民阶级对于权利的要求直接推动了城市法的形成,形成之后的市民权也构成了城市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世纪城市法中关于市民权的规定十分丰富,有关于诉讼程序上权利的规定,更多的是关于实体权利的规定。

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权获得研究:一个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解释框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动是以具有空间流动性和户籍身份非流动性的暂时性人口流动为主、具有跨越空间和户籍身份双重流动性的永久性迁移为辅的双轨系统,这在超大城市表现得尤为典型。如何理解和解释中国超大城市永久性迁移人口和暂时性流动人口之间、永久性迁移人口内部、暂时性流动人口内部表现出的市民权流动性和非流动性?本文借鉴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理论,扩展流动性和非流动性的内涵,从跨越空间边界延伸到跨越制度边界;根据户口迁移期望和迁移能力的不同,本文提出一个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解释框架,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市民权获得分为五种类型:顺从不流动、自愿流动、非自愿流动、非自愿不流动和自愿不流动,并基于上海的数据加以实证分析。市民权的流动性具有异质性,既可能是自愿争取的结果,也可能是制度限制之下非自愿的结果;市民权的非流动性不仅是一种结构制约之下顺从的或非自愿的反应,也可以是一种自愿或战略的选择。

中西封建社会城市地位与市民权利的比较分析

中西封建社会城市地位与市民权利的比较分析顾銮斋城市、市民、市民社会等问题是近年我国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诸领域所研究的共同热点，其涉及的范围在地域上基本限于欧美，时间上主要为近现代，本文则主要从历史学角度讨论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的城市与市民，拟...

罗马到中世纪市民权的演变

市民权是罗马和中世纪非常重要的权利和概念，两者的演变最终导致了欧洲公民概念的形成。但罗马和中世纪的市民权有很大的差别，前者以种族为基础，反映着某种特权，它的不断扩大是罗马市民特权泛化的结果。中世纪的市民权则是随着城市复兴而出现的，它本身具有消除等级制度的性质，是市民平等逐步广泛化的结果。罗马市民权的抽象概念和中世纪市民权的具体内涵都为近代公民权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资产阶级权利”应译为“市民权利”

Bürgerlich和Bourgeois不同,在德文上,Bürger作“市民”讲,Bürgerlich既作“市民阶层的”讲,也作“资产阶级的”讲,而Bourgeois只作“资产阶级的”讲。为了将二者区别开来,究竟Bürgerlich如何翻译为好,颇值得研究和探讨。这不仅是翻译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理解“市民”的问题。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理解为“市民权利”也好,或者“资产阶级权利”也好,是个长期以来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把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出来,供识者研究和参考。

按劳分配与市民权利

《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发表的沈越《“资产阶级权利”应译为“市民权利”》一文,是一篇好文章。它解答了长期以来困扰着人们思想上的疑惑,极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文章的论题,使人们读后信服之感油然而生,不能不点头称是。这是沈文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但该文关于按劳分配与市民权利的关系的论述,窃以为还未尽完善,尚有可商榷之处。

在职一任 造福一方──记河南省巩义市民权炉料厂厂长崔光显

在职一任造福一方──记河南省巩义市民权炉料厂厂长崔光显本刊记者郭孝治民权炉料厂，是生产各种不定型耐火材料的专业厂家。十多年来，在厂长崔光显的带领下，该厂依靠当地资源优势。艰苦创业，走科技兴厂的道路。在经济效益连年提高的同时，也为当地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

对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实证分析

长时间以来,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的处境深受社会各界关注。有人认为,农村流动人口的出路是返回农村;也有人认为,城市应该完全接纳他们,使他们城市化。但是在目前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框架内以及社会结构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无法返回农村,又不能彻底融入城市,而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我们在对温州的抽样调查中,从市民权、日常生活、社会认同和主观体验三个层面进一步证明"半城市化"格局的存在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形势下,国家应该积极地把推进农村流动人口彻底城市化纳入刺激经济发展的对策中,以便更好地把刺激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解决民生问题与促进社会结构调整有效地结合起来,打破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格局。

职业、身份与权利的错配:城中村村民艰难的城市化之路

在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往往是作为承受者被动卷入,承受了许多预期或非预期的后果。城中村村民作为农民中的特殊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较早享受了城市化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遭遇了职业、身份与权和错配的伤痛由于居住在城市近郊的位置,他们首先以农民的身份经历了征地带来的职业与产业的非农化,然后是生活方式、价值观的非农化。当村民们正开始以农民身份享受城市化带来好处的时候,却又开始了城中村的转制与改造,不得不获得曾经梦寐以求现在却有如鸡肋的"市民身份"。获得新身份的市民发现作为市民福利的各种权利却依然离他们很远,增加的只是未来生活保障新的不确定性。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法律保障机制构建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将更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和集聚,其工作、居住、子女的繁衍和教育等将逐渐完全在城市进行,市民化也必将成为一种趋势。拥有与市民相一致的身份资格与权利资格,是农村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理当享有的应然权利,完整市民权的拥有将建立在均衡资源配置、创新政策制度的基础之上,通过立法、执法、司法三位一体的共同作用,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应然、法定、现实权利的递进转换。

中国农民市民化的道路探索

新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性是造成今天中国大量人口滞留在土地上的重要原因,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城市化问题及其与农民市民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明确农民市民化的内涵。在推进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通过权利置换的方式来推动农民市民化已成为我们最现实的选择,即通过地权换居住权来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过渡。在这一权利置换过程中,政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政府要把权利置换工作与国土整治工作结合起来;扭转省会城市作为一省经济中心的发展模式,降低城市房子价格,为农民进城开路;社会保障制度要及时跟进;铁腕推进社会主义新城市建设;加大对进城农民的职业培训力度,培养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