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新市民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权利的保护要建立在权利细分研究的基础上。以农民新市民的概念界定与权利解析为切入点,分析农民新市民法律权利保护缺失的原因:新市民民主诉权缺失、人身损害受偿权差别对待、劳动权益缺失、社会保障权益缺位、新市民子女教育权缺损。据此提出农民新市民权利保护的法律对策建议:保障新市民平等的民主诉求权利,保障新市民平等的劳动权利,保障农民新市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保障新市民的公平教育权利,努力实现对农民新市民各项权益的法律综合保障。

新市民权利的司法救济机制构建与完善--以协商纠纷解决机制为视角

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转型升级,新市民已经成为城市发展建设的新生力量。在新市民权利保障中,依托司法救济力量,建立协商纠纷解决机制是缓解各类矛盾、高效解决问题的重要路径。通过对某基层人民法院2015年至2017年审结的涉及新市民类型案件进行实证考察,梳理出基层法院司法解决新市民诉讼案件存在的问题。依据协商解决纠纷机制的理论,提出协商解决纠纷机制原则和构建基层法院多样化的协商纠纷解决制度:构建群体性诉讼案件集体协商制;构建检察院支持协商、起诉制度;构建新市民法律援助协商制度;建立协商与诉讼转换机制;违反协商的责任及救济机制。

地方政府、权利经营与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

流动人口市民权利的获得问题,是中国转型时期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本文聚焦于地方政府的重要作用,认为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市民权利获得的一项重要机制。所谓权利经营,即指地方政府作为追求财政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自1980年代初期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将市民权利进行了商品化、财政化,对市民权利进行“定价”并向流动人口“出售”,而流动人口则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通过“购买”获得市民权利。接着,本文从权利经营视角解析了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市居住证积分入学的经验案例,揭示了流动儿童教育权利获得背后的隐蔽化权利经营逻辑。最后,本文提出:让流动人口真正享有均等化的市民权利,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成本分担机制与加强地方督查机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回归权利不可商品化的本原。

地方政府、权利经营与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

流动人口的市民权利获得问题是中国转型时期的重要研究议题。基于对地方政府的深入考察,发现: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市民权利获得重要影响机制。权利经营是指地方政府作为追求财政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自1980年代初期起在一定程度上将市民权利进行了商品化、财政化,对市民权利进行“定价”并向流动人口“出售”,而流动人口则只能根据自身情况通过“购买”获得市民权利。要让流动人口真正享有均等化的市民权利,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成本分担机制与加强地方督查机制,逐步消除地方政府的权利经营行为,回归权利不可商品化的本原。

市民权利的生产:从精英建构到社会实现的近代历程

市民权利是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社会精英的权利观念启蒙与实践、政府权力法规政策的制定,促使女工权利需求清晰化,这一过程通过组织和组织化活动的中介作用,推动女工实然权利的实现。权利的现代化实现是多重历史脉络叠合交汇的产物,政府和社会精英的作用只有嵌入组织,才能消弭制度和现实的鸿沟,促使进城女工实现权利的市民化。在当今社会,社会组织的功能替代或许能够有效推动女工权利的实现。

不应牺牲市民权利来治理城市

如果是为减少汽车尾气的污染，政府机关就应该起带头作用。比如，目前在国外，有许多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国家）的政府要员（甚至是政府首脑）都骑自行车上下班，中国为什么就不行呢？政府官员自称是“人民的公仆”，但是，只见“公仆”坐车，“主人”却往往骑车或步行。

资产阶级权利与市民权利:同质与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词汇问题研究

资产阶级权利和市民权利,是两个不同的词。就概念本身所体现的事物本身的关系而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b櫣rgerlicheRecht一词应该理解并翻译成市民权利,而不是资产阶级权利。

破除农民工市民化的权利障碍

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这意味着居住在城镇的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但是,城镇户籍人口的比重却只有35%左右。也就是说,按照半年以上常住人口的口径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7亿人中,大约2.2亿人仍持有农村户籍,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不到城镇户籍人口所能够享受到的市民权利和公共服务。这说明,

公租房可以推广,市民权利不能打折

一项媒体万人调查显示，95．1％的人支持公共租赁房在全国推广。笔者认为，对于众多买不起房的城市“夹心层”来说，租房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公租房推广的前提应当是公租房住户的权利必须得到全面保障。

城市与市民关系的变化及城市规划的变革

针对目前城市规划的重点在于物质规划,而忽视其本质社会规划的现象,总结了由古至今城市与市民关系的演变过程。提出了要建立良性互动的城市与市民关系应以人为本,对当前的规划体制与模式进行变革。同时,规划的三个主体应各司其责,其中公众参与是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

论毒品政策的演变与抉择:国家意志与市民需求的良性互动

控制并减少毒品已经成为国际通识,但在这一宏观目标之下,如何控制毒品的政策取向以及制度与措施的具体选择却存有差异。政策因素主导着制度的构建与措施的选择,是体现某一国家或地区对于毒品态度的重要特征。毒品政策表达了国家基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道德等诸多因素而限制或者容忍毒品的基本态度。由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与融合的状况,国家的毒品控制、市民个体的权利诉求以及市民社会的秩序渴望对毒品政策的形成提供条件,也对其产生约束。毒品政策已然从统一的国家意识层面引入到分散的个人或者公共领域,充分体现了国家意志与市民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梳理并分析毒品政策在这一矛盾中产生的源流、导向以及成效,能够为我国毒品政策的价值判断与路径选取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

“新市民”称谓及其内涵研究述评

文献综述发现,"新市民"内涵主要有5种,分别是"新兴市民阶层说""新市民文学说""新型市民说""市民新型权利说"和"进城农民说",其中,以"进城农民说"最为典型,近年来成果也最多。由于农民"新市民"尚未完全融入城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故"新市民"概念的内涵有待新的拓展。

重释马克思的权利理论——基于《哥达纲领批判》中“das bürgerliche Recht”的考察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德文版中“das bürgerliche Recht”的“Recht”的翻译大致经历了“权利”“法权”到“权利”的变迁,“Recht”与平等相关联,也体现了利益分配制度,有必要从法学角度对纯粹法学用语的“权利”的意涵做出重新诠释;其中一直被理解为指向资产阶级的“bürgerliche”遭到质疑,“bürgerliche”的阶级属性值得重新推敲。可得出结论:“权利”具有经济学意味和法学意味;“das bürgerliche Recht”被翻译成“市民权利”能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权利的阐释形成逻辑上的自洽,同时《哥达纲领批判》内在包含了对“资产阶级权利”的深刻批判。回到马克思著作的原初语境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市民社会是民法本位取向的社会根基

章礼强撰文《市民社会：民法本位取向的社会根基》指出，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调整对象分别形成了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制度特有的基本结构和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的私法。市民社会是民法产生和成长的原生地，市民是民法的主体，对市民权利的保护是民法的使命。

人性观照下的民法价值取向探索

法是人的创造物,法与人性之间必然地具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人性始终是难以实证的假定,性善、性恶、性善恶兼有、性个人性或社会性等都是基于不完全归纳的例证的抽象甚至纯属主观唯心的假设,反映了思想者对人之本体的追问和对人性或善或恶或杂或无或个别或整体性等的描画。无论性善或性恶论者还是个人或社会性论者大多不反对法律的规范。法律当要合人性,尊重人之为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不可成了悖人性、灭人性的恶法。民法作为平等主体的市民或私人权利保护的最基本的法律当坚持合人性的市民之权利本位。

公民身份理论内涵探析

公民身份是当前政治学理论界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公民身份的理论内涵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阐释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各国重大政策和制度设置的理论背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涵义丰富的概念系统,公民身份在理论上统合了公民的身份地位、权利义务和参与行动,在政治实践中包含了公民的市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在理念上体现了自由、民主和公平三者的矛盾与统一。

城市开发与住房排斥:城市准入制的表象及实质

通过对城市的各种政策文本以及政策演变轨迹的分析,认为当代中国城市中各种外来人员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员的权益状况、生活状况是制度性、政策性排斥的可预期结果。既有的户籍制度正在被包括住房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城市新制度有效整合,成为城市新的排斥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

民法本位的人性基础论析

法是人的创造物,法与人性之间必然地具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在阿奎拉看来,法的目的是共同善。格老秀斯认为,有人性然后有自然法,有自然法然后有民法。祁克指出,个人法是从主体的自由出发,规范个人相互平等对立的关系的法律;社会法是从对主体的拘束出发,规范有组织的全体成员的法律。庞德指出,对人的内在本性进行法律的社会控制之必要性,在于人的本性所包含着的扩张性、欲望与社会本性的矛盾。严复说,“治国之法”一定要合于“天理人情。”“天理”就是“自然之律”,“人情”就是“天赋之人性”。我认为,人性始终是难以实证的假定,性善、性恶、性善恶兼有、性个人性或社会性等都是基于不完全归纳的例证的抽象甚至纯属主观唯心的假设,反映了思想者对人之本体的追问和对人性或善或恶或杂或无或个别或整体性等的描画。性善论者珍视人的美好品质,性恶论者强调对人后天的教化和规范。个体性论者看重人的个体权利,社会性论者侧重社会、国家控制的必要。无论性善或性恶论者还是个人或社会性论者大多不反对法律的规范。法律当要合人性,尊重人之为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不可成了悖人性、灭人性的恶法。民法作为平等主体的市民或私人权利保护的最基本的法律当坚持合人性的市民之权利本位。

西欧城市的起源与城市法的主要特点研究

哈佛大学教授哈罗德·J·伯尔曼教授是当代美国著名法学家。《法律与革命》一书是哈罗德·J·伯尔曼集40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力作,着重研究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因素,是法学界公认的经典之作。本文主要对书中写到的西欧城市的起源和城市法的主要特点进行解读,以分析西方法律信仰形成之根基,并对构筑我国公民法律信仰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