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批判和超越——基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探析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解剖共同体逻辑、探究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从《德法年鉴》时期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批判开始,站在解放全人类的高度对两者进行了深刻分析与重新定义,作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阐明了“市民社会”是真实而异化的共同体,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中揭露出以“国家”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共同体的虚幻本质和导致分裂的私有制根源。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马克思展开了共同体形态演进的逻辑分析,提出诉诸于人类解放的真正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是对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超越所在。

公民财产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研究

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指资产阶级社会。它以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权为经济基础,法律保护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不受政府的干预;资产阶级的商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社团的典型,旨在维护资产阶级的社会性公域的集体利益,凭借伦理性的一个行业或跨行业章程,协调企业之间、资本家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权与制衡的政体设计牢牢控制国家机构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服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培育新型的市民社会,就是要遵循"职工应有股份"原则,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构建以生产资料的财产权为基础的公民权利体系,扬弃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的本质和内容,继承其形式方面的合理因素,改革和完善公民与企业和市场、与社会团体、与公共部门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健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从家族到市民社会——以中西方家族、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对比为视角

本文通过对古代中国的家族和西方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对比分析,认为,中国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私法体系,就必须抓住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机遇,形成一个强大的自治团体,培育我们的市民社会,以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个人与国家的矛盾与和解——试析黑格尔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理论

黑格尔法哲学试图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角度分析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他将市民社会看作是从家庭到国家的一个中间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追求特殊利益的个人因为受到普遍性的约束而结合形成国家。文章通过解析黑格尔有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论述,分析个人与国家在这一关系中的矛盾与和解。同时,结合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分析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合理性与不足。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扬弃及超越——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

本文首先探究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总体观点即其中的基本思想和内在逻辑;进而分析在此一时期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等作品中所阐明的主谓颠倒方法,及其对此时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最后阐明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方法这一中间环节,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个观点的多维深刻批判,从而得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的一般唯物主义命题。这一命题为后续马克思一系列思想发展与深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市民社会”的双重身份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启示——从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相关论述看

马克思立足唯物主义,对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同身份对国家发展的不同影响进行探究,分析出了市民社会对推动国家发展应该承担的具体责任。当前,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据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探究如何发挥市民社会的最大作用助推国家与自身的发展,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学术研究的重点所在。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统-分”辩证演绎: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演变及其内在机理

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安全格局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长期以来,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基于其紧密相连特性,在行动上一直处于相互交织、共同促进的关系状态。系统分析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发现,两者在“统”与“分”辩证关系逻辑中流转:早期的国家安全强调管理和治理意义,重视国家安全在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作用,体现了“管理/治理中的安全”逻辑;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国家安全单列专章进行全面系统阐释,并将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视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治理”逻辑。深入地看,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统-分”关系逻辑转变的深层动因在于:全球社会高风险状态下以人民为中心、生命至上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践行是国家安全地位提升的基础动因;高质量发展要求需要更高水平的安全秩序作保障,成为国家安全地位提升的内在动因;把握国内外形势、筑牢安全屏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安全发展的根本动因。

社会发展视域下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变迁——以对非营利领域的考察为中心

既往国内非营利研究主要以社会组织反映社会,开展“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并取得了诸多进展,但这一思路愈加面临对现实的阐释困境。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及民间驱动力的持续下,社会形态呈现了从简单到立体再到广泛参与的三种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公益领域以其公共利益目标吸引了最广泛的社会主体参与,生长出多元社会主体的丰富实践与广泛关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规模庞大的先锋力量。互联网公益的兴起将这一趋势推向高潮。以社会组织反映社会的既往研究思路,已经难以阐释主体更加多元、构型更加立体、联系更加普遍的当下社会状况。推动“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向“以社会公益反映社会”的思路转变,对于准确、深入阐释当下“国家—社会”关系状况具有必要性。研究思路的转变并不是对既往思路的否定,而是对既往思路的时代调适和有力发展。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研究——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国家—社会关系互构中形成的凝聚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逻辑互构,优化国家—社会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实现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黑格尔与马克思两种政治哲学方案比较

如何超越现代性政治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共同探讨的主题。黑格尔以警察、同业公会、等级议会作为“中介”调和二者,但这样只是把市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转移到国家内部,形成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管制,其本质上是“调和”而非“解除”矛盾。马克思则倾向于让矛盾和斗争彻底公开化,通过使作为经济领域的市民社会上升到政治性存在,一举消灭形式国家。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完成了从“市民社会—官僚等级—国家”向“市民社会—无产阶级—社会”三元概念的推论。而随着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被“社会”所扬弃,其理论立场从激进民主主义转向了革命共产主义。在当代学术视域中,如果说黑格尔是在自由主义之后首次把国家治理置于现代政治的核心,那么马克思则是在对黑格尔国家学的批判中提炼出了基于现实性和人民主体性的治理原则。

社会组织的差序公共性:兼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心圆模式

基于一个异地商会组织的深度个案研究,本文从内部组织原则入手,展现了该社会组织构造差序公共性的实践。“差序公共性”包涵了三个逐渐外推的层次:“团体的公共性”体现为组织内部对领导层结构的协商安排,克服派系关系的分裂效应而实现组织整合;“地方的公共性”体现为对组织会员资格的弹性界定与模糊运用,通过会员资格的非排他性和延展性建立社会归属意识;“政治的公共性”,体现为将组织积极纳入国家政治的自我要求。从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出发,“差序公共性”形成了一个由主导性地方派系为中心、以会员为一般边界、以来源地社会为归属、以政治社会为外延的差序格局,这使得社会组织在构成组织单位的同时又融入地方社会和体制政治。本文的讨论,弥补了当前社会组织研究中“社会”分析不足的缺陷,展现了一种“同心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特殊路径。

治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的再出发

治理理论的兴起拓展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分析架构 ,它超越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传统对立 ,凸显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实现正和博弈关系的可欲性和可行性 ,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范式。但治理也存在失范和失效现象 ,治理研究亟待深入。

根本法、市民法、公民法和社会法——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中的法体系初探

宪法不是公法,而是高于私法也高于公法的根本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产生了公私法的划分,也就是市民法和公民法。现代社会,公私法的融合造成全新的社会法。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自觉地把社会法视为政治国家回归市民社会的一条通途。

空心社会、隐形社会、市民社会与行政国家——中国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

中国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可以用"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来代替。建国之后,国家在农村扶贫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却经历了从"空心社会""隐形社会"到当前还不完善的"市民社会"三个阶段。这些阶段的出现是基于不同的原因,各个阶段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表现形态也不相同:"空心社会"的出现是因为"政策忽略"与"传统缺失";"隐形社会"的出现是因为其有弥补政府功能的作用,但其地位卑微;现今社会的独立性越来越明显,在扶贫领域与国家有越来越多的积极合作,并逐渐体现出"市民社会"的特性。

市民社会? 法团主义?——海外中国学关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多元分化重塑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认识这一重塑过程。前者预设了多元主义的前提,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后者则认为社会的自主活动不足以形成秩序,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参与、控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其实,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均延续了极权主义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所开创的"连续统"思维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对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必须来源于其自身的经验;即使将西方的概念框架应用于解释中国,也应当是一种"概念再造"。

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两种相异理解——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

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看法存在根本上的差异。黑格尔从伦理理念出发,认为国家高于和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则从市民社会内部的经济关系出发,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既从哲学方法论上批驳了黑格尔"神秘主义的逻辑",又从市民社会内部的经济关系出发解除了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困境。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必须和必然。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市民社会理念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求解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市民社会理念范式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必须超越泛政治主义传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双向适度制衡的发展型互惠关系。此视野下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政治文化的重构;独立自主的公共舆论。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及市民社会的发育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及市民社会的发育陈嘉明一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不仅在理论形态上如此（例如这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论争的焦点），而且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也表明着这一点。就我国的改革来说，目前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分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