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当代价值——基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视角

深入理解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指导共同富裕实践推进是当前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在诸多层面存在一致性。立足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广义方面,其中市民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物质利益关系、阶级组织形式与伦理主体为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提供了本体论逻辑、实践论逻辑、方法论逻辑和价值论逻辑,进而提出对固有物质利益关系的肃清、对伦理主体的多方面关照及由科学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这三方面的实践指向,以此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

市民社会与共同体——基于《穆勒评注》的文本研究

本文基于《穆勒评注》的文本分析出发,首先阐述了马克思通过批判穆勒理论而形成的交往异化理论,揭露出了从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出发所反映出的人的类本质存在。之后,本文进一步阐述马克思想要通过交往异化理论所建立的新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以异化等于劳动外化并发展为私人所有为线索的,其中包含着对于穆勒理论的最终驳斥。同时,《穆勒评注》还包含着从异化的类到异化的人的回归的一条隐线,揭露了原始共同体社会的存在。最终,本文得出结论,市民社会与共同体在马克思的视角看来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其中包含着从原始共同体到市民社会再到未来共同体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图,对我国目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具有理论参考价值。

从市民社会走向人类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视野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考察批判中指出,资本增殖逻辑深嵌于市民社会之中,导致市民社会成为虚假共同体的渊薮。当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化将市民社会投射到世界范围时,其所造就的各种形式的共同体也只是形式不同的国际虚假共同体,其目的是以虚假共同体为中介,创造虚假共同利益,扩大掠夺范围,借机完成资本增殖目标。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延续了马克思站在全人类角度考察世界历史的逻辑理路,在世界普遍交往的现实中摆脱了资本主义以虚假共同体推进世界历史进程的范式,倡导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承接了从批判性揭露到建构性指明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践行了实现共同利益的承诺,澄明了其投身全球治理实践的合法性,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市民社会”史与德国社会史研究的更新——以于尔根·科卡为中心

“市民社会”在欧洲拥有悠久的历史,其既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与社会构想,也反映了18世纪以来欧洲的历史现实。于尔根·科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将市民社会引入社会史研究,对市民社会作了“理想类型”式的定义,同时又在市民社会的视角下重释从18世纪到20世纪末的德国近现代历史。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科卡引入市民社会延续了他此前的阶级史研究,而从联邦德国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争论来看,“市民社会”则是科卡对“日常生活史”等文化史派别挑战的回应。通过市民社会史研究,科卡既延续了批判社会史学派对结构与社会的重视,又将文化因素容纳进来,并且保持对历史认知的批判性。与此同时,作为批判社会史学派核心观点的“德意志独特道路论”,也通过引入市民社会史得到了修正。总之,在两德统一之际的德国国家认同受到挑战的背景之下,市民社会史成为批判社会史学派的史学研究再次获得现实相关性的工具。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实践存在论哲学意蕴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与他所实现的存在论哲学革命紧密相关。区别于既往的市民本体论式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内含浓厚的实践存在论哲学意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市民社会”本身不具有规范性意味,它在根本上表征着现实个人生存于其中的资产阶级社会体系;其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既是一种极具现实批判性的“理论”,也是资产阶级社会体系最终得以实现内在批判的实践需要。从对人的存在的崭新理解出发,马克思消解了市民本体论式政治哲学中“理论”相对于实践的霸权地位,他的“市民社会理论”不仅植根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的实践境况,而且还参与塑形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向。

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批判和超越——基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探析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解剖共同体逻辑、探究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从《德法年鉴》时期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批判开始,站在解放全人类的高度对两者进行了深刻分析与重新定义,作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阐明了“市民社会”是真实而异化的共同体,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中揭露出以“国家”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共同体的虚幻本质和导致分裂的私有制根源。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马克思展开了共同体形态演进的逻辑分析,提出诉诸于人类解放的真正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是对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超越所在。

诠释学视域下把握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四重维度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在学术界存在颇多争议,学术界以往的研究把“市民社会”解读为一种物质关系和经济制度。借助诠释学,“作者中心论”把“市民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读者中心论”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具有四重规定,即生产关系或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社会、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和多重含义的市民社会。“文本中心论”把“市民社会”概括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得出了现代“市民社会”是资本统治人的社会,其本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结论。“视域融合”下的“市民社会”概念既指向作为经济活动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又指向作为经济组织的各种商业组织和工业组织,还指向作为经济关系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

市民社会的多重透视——基于马克思和韦伯社会理论视域

对马克思与韦伯的社会理论展开比较可以发现,基于市民社会的考察是两人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共同理论进路。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称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并通过将市民社会置于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在韦伯看来,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共同体的出现则是其中关键性的转折点。通过对二者社会理论的比较梳理,可以发现二者共享相同的市民社会历史变迁逻辑,即社会分工的深化与社会分层的变迁,而在对市民社会发展的其他追因上,则各有侧重,最终韦伯的社会理论走向了以文化因素、经济社会因素和理性化为代表的多元决定论,而马克思则通过对生产关系、私有制和劳动异化的考察,将市民社会变迁的多元因素结合为一个具有关联性的总体。

望月清司市民社会的“历史理论”之探析

在《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中,望月清司没有使用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来指称马克思的历史思想,而是使用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这种“历史理论”与“教义体系”的唯物史观是存在区别的,双方在理论视角、如何对待市民社会问题以及世界历史图景上均持有不同的观点。在“历史理论”中,以普遍分工和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市民社会是其理论所围绕的核心,市民社会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基本对应于依赖关系史论的三个阶段。关于市民社会是如何在第一阶段末产生的,望月清司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解答,即“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与“城市和农村的对立”。虽然一些学者对望月清司的“历史理论”颇有批评,但并不妨碍其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理论创新。

“市民社会”的“不在场”——从《巴黎手稿》看马克思早期市民社会思想的发展进程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避而不谈在《德法年鉴》时期重点分析的“市民社会”概念,这导致了从文本表面来看,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研究与批判出现了断裂。然而如果深入考察马克思思想历史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这种避而不谈正是“市民社会”概念的术语革命。“不在场”正是一种“在场”,是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昭示着马克思思想的分娩阵痛与深化进步。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无数的变化,可以通过某一个具体的理论来分析它的发展。文章聚焦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演化,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分析,研究从法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变,明确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追求是人的解放。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与发展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强调了其作为自由领域的重要性,以及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同时他也对市民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反省,尽管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但仍存在不合理之处,因此需要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内容进行梳理,以更好地理解和评估其意义。马克思对黑格尔在市民社会理论中的逻辑神秘主义进行了批判和摒弃,并用一种全新的唯物主义视角来观察市民社会,从而达到了对市民社会的超越,提出了人类解放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课题。

论“市民社会”的双重身份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启示——从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相关论述看

马克思立足唯物主义,对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同身份对国家发展的不同影响进行探究,分析出了市民社会对推动国家发展应该承担的具体责任。当前,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据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探究如何发挥市民社会的最大作用助推国家与自身的发展,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学术研究的重点所在。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扬弃及超越——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

本文首先探究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总体观点即其中的基本思想和内在逻辑;进而分析在此一时期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等作品中所阐明的主谓颠倒方法,及其对此时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最后阐明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方法这一中间环节,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个观点的多维深刻批判,从而得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的一般唯物主义命题。这一命题为后续马克思一系列思想发展与深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黑格尔与马克思两种政治哲学方案比较

如何超越现代性政治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共同探讨的主题。黑格尔以警察、同业公会、等级议会作为“中介”调和二者,但这样只是把市民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转移到国家内部,形成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管制,其本质上是“调和”而非“解除”矛盾。马克思则倾向于让矛盾和斗争彻底公开化,通过使作为经济领域的市民社会上升到政治性存在,一举消灭形式国家。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完成了从“市民社会—官僚等级—国家”向“市民社会—无产阶级—社会”三元概念的推论。而随着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被“社会”所扬弃,其理论立场从激进民主主义转向了革命共产主义。在当代学术视域中,如果说黑格尔是在自由主义之后首次把国家治理置于现代政治的核心,那么马克思则是在对黑格尔国家学的批判中提炼出了基于现实性和人民主体性的治理原则。

司法、市民社会与伦理——基于学说发展史的《法哲学原理》“伦理”篇要义考论

黑格尔伦理架构的要害在于市民社会论述中揭示出的设定性特质和封闭性困境,而国家也只有在以更高伦理层面克服市民社会弊端的意义上,方可充当市民社会的出路。我们先从黑格尔法哲学思想发展史着眼,确定市民社会论述对于黑格尔成熟时期法哲学至关重要,再从市民社会中的司法问题切入,由此获得对市民社会自我巩固方式的初步观察,最后由此扩大到对整个伦理层面困境与出路的思考,以期达到对“伦理”篇内部各章要义的把握。

市民社会批判的双重视域与马克思哲学的自由观——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阐释

如何理解人的自由是马克思全部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不是抽象地看待人的自由本质,而是将其还原到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之中加以理解。市民社会构成近代社会的基本形态,为探寻人的自由解放之路,马克思基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域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批判,超越了仅仅停留于总结近代市民社会物质运动规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与从抽象出发批判近代市民社会的德国哲学传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这一“双重视域批判”的积极成果,创造性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正是借助于“异化劳动”这一分析工具,马克思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现代奴役制本质和人的自由无法实现的社会现实根源。同时,立足于市民社会批判的双重视域,马克思给出了扬弃近代市民社会、实现人的现实自由的实践方案,即共产主义运动。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之奥义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提出了一个与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概念,这是一个伟大的概念创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达到对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现代性的进步性及其危机。市民社会的出现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标志,它的两端即个人自我利益的特殊性和“需要-劳动”体系的普遍性互相交织,首先体现为伦理的丧失,但在其演化中又能回复伦理性。理论教化和实践教化、司法的普遍性公正、同业公会作为有限的具体普遍性对贫困和贱民问题的纾解,都在逐渐回复现代社会的伦理性。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挖掘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深奥意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既揭示了市民社会的历史进步意义,把它描述为一个具有无穷可塑性又不断实现人们的现代自由的场所,又直面现代性的内在弊端,还指出只要生活于市民社会中,其弊端和困境就会始终存在,但是现代国家必须为消除弊端作出努力,而不能放任和漠视。

近现代韩国民主政治中的市民社会探析

韩国市民社会萌芽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后在长期的威权统治时期一直保持震荡前行的发展态势。在“汉江奇迹”与美国民主政治思想和秩序的影响下,韩国市民社会获得了快速发展,并促进和助推了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转型。韩国政治民主化完成转型之后,得益于宽松的政治环境,韩国市民社会迎来了发展高峰,组织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对韩国民主政治的作用与影响与日俱增。韩国市民社会内部也开始分化为“保守派”与“进步派”,参与政治生活的一致性被割裂,加之中产阶级的脆弱性等复杂因素的影响,韩国市民社会的未来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中的现代性问题研究

历史地看,市民社会是西方现代性发轫的最初形态,因而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也可以被视为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市民社会通常被看作由原子化个人拼合而成的社会,短暂受德国自我意识哲学影响的马克思洞察到原子式市民社会表达的虚假性。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真正意义应是指以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中,资本以特定形式将人与人联结起来的合理性问题就成为研究市民社会中现代性问题的实质。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就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内在结合方式问题。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是历史性地而非单纯理论性的,真正的社会共同体也只是用另一种特定的结合形式代替资本主义的资本这一结合形式的共同体,仍需要来自历史实践活动基础上的总体性变革。以此观之,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现代性批判为近代中国走出西方现代性框架定下了基调,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