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审美与《啼笑因缘》中的市民趣味

对市民趣味的迎合是通俗小说能够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啼笑因缘》包含了由道德趣味、文化趣味以及文本趣味共同构成的符合大众审美倾向的市民趣味,从而能够赢得普通大众读者的认同并在新文学史上取得自己的位置。

民国《良友》画报与予且早期散文的“市民趣味”

予且的早期散文较多地刊载在民国时期的《良友》画报上。这些散文在内容上以市民生活为表现对象,认同市民价值观念,重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在艺术上以丰富的日常知识作为基础,以生活中的小智慧加以调适,在肆意放谈中呈现出浓郁的市民趣味。这种趣味性呼应了《良友》画报的编辑宗旨,与画报的日常生活图景相互映照,满足了庞大的市民群体的文化消费需要,对海派文学和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试论张恨水的名士才情与市民趣味

本文重点探视张恨水世界的文化构成中的“名士才情”和“市民趣味”，寻绎它们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其在张恨水世界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和特征，并开掘它们与读者阅读期待的内在关联，进而对其文化价值作出历史的评判。

文人风范与新市民趣味--王仁杰闽剧《荔枝换绛桃》的意味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荔枝美人是常见的题材,显然美美益美、美上加美是其题旨。戏曲舞台不仅不愿错过这样的美景,往往还将之纳入才子佳人的“告白”情境中:女性主动借荔表情,与习见的赠(遗)帕于心仪之人同属“托物言志”,同样古典婉转但却妙趣横生;故事性、戏剧性一目了然,富含张力与对话,形成人与人。

皇室溺好与市民趣味——南宋山水画风成因研析

博士生薛晔有严谨、踏实的学风,基础知识扎实,在博士阶段的学习中确实表现出优良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其毕业论文《宋室南渡与画风流变》选取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十分重要,但对比北宋、元代相对重视不够的南宋,对艺术变革的内外因素进行了深入的考证研究。在对宋室南渡后画派形成的社会环境的分析上和对画家与艺术赞助关系等分析上,颇有见解和独到之处。徐庆平(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研究院教授)

市民文学中的士人趣味——凌初“二拍”的艺术精神阐释

明代士人作家凌初的拟话本小说集“二拍”通常被认为体现的是市民的鄙俗趣味，与作者在政绩德操方面的传统正统形象形成了冲突。但实际上“二拍”所体现的并不完全是市民趣味。早期话本所体现的典型的市民趣味在于耳目之外的离奇故事，而凌初的拟话本的兴趣则在市民社会本身。“二拍”中许多故事来自以前流传的市民话本，但在加工整理之后，文化意蕴增强了，人物形象表现出儒与商、士人与市民两重性格交融的特点。这种两重性格的文化根据是明代东南地区的都市文化中士人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交融：一方面文人士大夫们向市井生活沉落，另一方面商人市民却热中于向士大夫阶层的趣味与生活方式靠拢。两种文化、趣味的交融造成士人的二元道德观，由此而产生了“二拍”

如果水果有爱情 王仁杰闽剧《荔枝换绛桃》的新市民趣味

如果说20年前王仁杰整理改编的闽剧《红裙记》是一个水边的故事,那么他近年改编的《荔枝换绛桃》则是另一个水边的故事,然而更准确地说是火中的"栗子"。闽剧《荔枝换绛桃》是福州地区家喻户晓的传统剧目,由陈明铿、林飞于20世纪50年代根据福州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并参考清代小说《闽都别记》有关章节编就,叙述五代后唐时,福州城内面对面临水而居的画士艾敬郎与绣女冷霜婵相爱。

清中后叶戏曲活动与观众层次趣味关系谫论——清人笔记中戏曲史料研究之五

清代的戏曲活动依随市民趣味、世情演变而表现出花雅兴替的历史进程。由于戏曲演出雅部失势,花部浸盛,相当多数的戏曲情节迎合普通市井民众的观演情趣,呈现出与士人所欣赏戏曲剧目颇为不同的格调,主要表现在"乐观忠孝节义之剧"、偏爱大团圆结局、喜好"争夺战斗、攻伐劫杀之事"、爱看低俗趣味的戏目等四个方面。这些有关清代戏曲活动的史料多为文人所记,在审美观念的评判中不乏主观色彩,但这类史料记载,以及其中所蕴涵的各种主观色彩,都是研究戏曲思想史的绝好素材。

《三国志平话》叙事的原则与视角

《三国志平话》叙述三国故事大体遵循三条原则,即历史原则、报应原则、道德原则。《平话》在《资治通鉴》编年体之外创造了艺术的叙事文本,确定了迥异于正史的叙事视角,把历史本真的复合结构改变为刘备蜀汉发展的单线结构。《平话》对刘备蜀汉同情与赞颂的叙事中积淀了魏晋以来不同时代复杂的社会心理。《平话》的艺术图景中凸现的主要是蜀汉方面不多的几个人物,经常占据叙事焦点、最为活跃、塑造得最有生气的人物是张飞。《平话》的叙事原则与叙事视角,表现了市民接受群的审美风尚与道德观念、价值判断,表现出民间艺术来源于史著、但又别异于史著的艺术趣味与评价倾向。

《金瓶梅词话》与叙事文学的人物类型化传统

《金瓶梅词话》中几类人物类型化性格的表现及其历史成因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 ,同时又是由市民文学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所决定的 ,是一种长期累积形成的写作程式和思维惯性。因此 ,能否成功摆脱这一惯性约束 ,是衡量我国传统叙事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狂欢化理论与《水浒传》阐释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人们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狂欢化的视角解读《水浒传》无疑会有新的理解生成,但是这些理解却是不确切的。对《水浒传》中有关现象的解读应该以具有民族特色的禅宗思想和阳明心学为指导,这比狂欢化理论更符合小说的实际情况。

道德的犹疑 迷途的回归——从当今畅销小说和都市情感剧中看鸳鸯蝴蝶派的影响

都市文学在我国都市化的历史进程中穿越了尘烟雾霭的遮蔽后终于露出了自己日渐清晰的面庞。追溯都市文学的源流,鸳鸯蝴蝶派应该是绕不过去的渊源,海派文学则应是当代都市文学汲取营养的重镇之一。但无论是鸳鸯蝴蝶派还是海派都在文学史上扮演着不尴不尬的角色,虽然在历史的真实中他们曾风光显耀地占据过文坛和消费市场,但在文学史家的笔下却始终是云遮雾障不明不白的,甚至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或受到不公正的评价,或遮蔽在文学史外,直到近来才被逐渐正名,还之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应有的评价。

论王朔小说的“边缘人”

王朔小说从８０年代中后期一直“热”到现在，其原因不仅在于他的市民趣味，还在于他塑造了一大批“边缘人”形象。文章分析了产生这些“边缘人”的社会原由及其价值和特点。

融入大众 拥抱世俗——评池莉的平民化写作

自 1 987年《烦恼人生》问世以来 ,池莉一直受到读者的关注与喜爱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贯坚持的平民化写作立场是一个主要原因。

杂音

人们在议论一九八○年度的电影,往往与一九七九年度相比。说大好的,说较好的,说不大好的,说个别影片好过去年,而总形势不及去年的,都有。言人人殊,是好事。不同的意见可以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年与年比,对于物质生产是必要的、合理的。政策对头,工作跟上,即可每年递增,甚至大幅度的增加。对于精神生产,年年相比,从而探究规律性的东西,以利于除旧迎新,也是好事。但是这种比较不尽合理。工人一年年积累经验,发挥才智。

批评的话语和话语的批评

在近年来甚为热闹的所谓“文化批评”场面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大体都是北京、上海的文化人,而广东则基本上处在一个“边缘性”的旁观者位置上不知道是因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待要发言时先自有了胆怯,还是自觉知识准备不足,暂时不得不韬光养晦,相比较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生猛活力及咄咄逼人的气势而言,广东文化人在文化批评中放弃“话语权”的情况,是有点儿令人失望的。

《张协状元》的产生年代及其戏剧观念

《张协状元》产生在1202年之后。具体理由为:第一,《张协状元》作者使用北宋末期产生的[烛影摇红]词调、南宋初期的[唐多令]等词牌;第二,《张协状元》作者引用曹豳“山南山北梧桐树”诗歌;第三,《张协状元》的词牌涉及南宋时期的一些特殊技艺,“大影戏”、“刮鼓戏”、“赚”;第四,《张协状元》作者标榜“教坊格范,绯绿可同声”;第五,《张协状元》与之后的南戏作品的形态体制有别。《张协状元》代表着戏剧家的戏剧观念:追求故事的市民情趣与干预生活的创作态度;“戏剧”是“别样门庭”和“别是一家风”;重视娱乐的戏剧功能作用论;滑稽调笑角色与歌舞类角色的混合;初步确立了时空自由处理原则与演员虚拟表演观念。总之,《张协状元》确定了南戏的干预生活的创作态度、市民审美趣味以及虚拟表演观念,是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作品。

试探鸳鸯蝴蝶派勃兴之社会历史原因

鸳鸯蝴蝶派是始于清末,盛行于本世纪初的一个庞大的、以迎合市民审美趣味、欣赏习惯为宗旨的通俗性文学流派。本文试就鸳鸯蝴蝶派小说勃兴的历史必然性,时代决定的历史特征进行一些新的探讨,以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近年“通俗文学”崛起的历史传统继承性。鸳派小说产生的社会环境,传统观点认为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弊端。我们认为它并非中国所独创的,也不是几个、几十个作家所能掀起的。趣味性,娱乐性文学的产生是文学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产物,是世界性的文学现象。类似鸳派小说的爱情。

格律工美与语言俚俗──明代吴江派戏曲美学之一

吴江派是戏曲理论财富极为丰赡的流派．有众多的戏曲家和论著，格律工美和语言俚俗是该派审美理论的重心，两者在本质上又存在着矛盾，对矛盾根源的探究和辨析，对戏曲审美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论现代通俗作家时评杂感的文体特质与审美追求

作为现代杂文的重要一脉,通俗文学作家的时评杂感在文体上自有特质。通俗文学作家活用旧文体,变雅为俗,庄谐互用,以谐著的方式实现了传统文体的现代转型,成为过渡时期副刊政论的重要方式;为适应时变,他们积极探索新文体,形成了"短评"式的杂感与"谈话"式的杂感两种新的杂文形式。无论是活用的旧文体还是创造的新文体,都各具特质,体现了市民趣味的审美追求。本文试图通过阐释通俗文学作家时评杂感的文体特质,评估其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