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伽达默尔对布尔特曼“前理解”思想的质疑与转变

布尔特曼作为20世纪重要的解释学家,对哲学解释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但由于他的解释学是通过圣经解释予以阐发,其许多观点引起争议。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是“前理解”思想。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从海德格尔揭示的理解之“前结构”出发的。实际上,前理解也是布尔特曼解释学的重要观点。但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布尔特曼的前理解思想在伽达默尔那里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对布尔特曼“前理解”思想提出两个质疑,但后来在《解释学与历史主义》和《古典解释学和哲学解释学》中似乎转变了看法,赋予了其充足的哲学解释学意义。从质疑到肯定的转折折射出二者之间复杂的思想关联。

伽达默尔与布尔特曼

本文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伽达默尔与布尔特曼的关系,这个关系在西方解释学史上很有意义。布尔特曼不仅是海德格尔的友人,也是伽达默尔的老师,对当代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贡献决不仅仅限于神学,同时也是哲学的,而后者以往学界挖掘得很不够。布尔特曼和伽达默尔一样隶属于海德格尔学派,而不是伽达默尔所认为的隶属于狄尔泰学派(尽管这两个学派具有内在的关联)。作者在一定的意义上纠正了伽达默尔对布尔特曼的偏颇看法,对后者给予了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澄清了一段历史,它有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当代西方存在论解释学的发展。

理解与事件:布尔特曼诠释学思想的内在理路

有学者认为在布尔特曼那里只有解经理论,而不存在有效的一般诠释学思考,这是对他的严重误解。布尔特曼虽然更多面向解经问题,但其论证基础是诠释学的。他从人与历史的生存状态上的相遇出发,表明文本所意指的实事要作为话语对我们成为真正的历史事件,而历史事件之所以被理解,就已经预设了我们与实事的生命关系。总体而言,布尔特曼的诠释学思考围绕着“事件”展开,在此意义上,他是伽达默尔的先驱。

现代性背景下的宗教理性化——略论释印顺与布尔特曼的解“经”路径

15世纪以降,欧洲人文主义者与启蒙思想家就以理性为旗帜不断的批判宗教;亚洲至少自20世纪始,“反宗教反迷信”的社会潮流对宗教价值的批判与质疑也从未停止。宗教亦以其“理性化”对此潮流进行回应和纠正。就宗教和理性相对于“超越性”的关系来说,宗教理性化包含了两方面含义:不仅仅是韦伯所说的“祛魅”,而且还包含着将超越性重新带入已经变革了的现代生活。这一大背景催生了不同宗教内部以理性旗帜维护自身生存的思想家,他们主要做法是重新诠释宗教文本经典,解构传统宗教“神秘”的外壳,使其中的核心价值与现时代人内心所最需要的重新建立紧密联系。基督教阵营中布尔特曼对《圣经》的“解神话”操作与佛教阵营中释印顺的“以佛法研究佛法”是具有代表性的尝试。

“生存论诠释”:布尔特曼的文本诠释方法

“生存论诠释”是布尔特曼诠释学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在生存—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本诠释方法。“生存论诠释”首先是在针对《新约》的“去神话化”纲领下被提出,是作为“去神话化”具体方案的诠释方法,致力于将《新约》所谈之此在的生存论可能性通过诠释《新约》文本而清晰化出来。这种对方法突出,以及对方法之前提的强调,均来自于布尔特曼对“生存论的”与“生存状态上的”二者关系之辨析。广义的“生存论诠释”可以面向一切文本,就此而言,布尔特曼的理论补充了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之间的思想环节。

布尔特曼的历史主义人观与圣经的末世论传统

布尔特曼的历史主义人观通常被认为源自海德格尔的生存哲学.这一偏见导致布尔特曼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从而造成布尔特曼的"解神话化"在神学和哲学上均遭到误解.实际上,作为"解神话化"之最终根据的历史主义人观是布尔特曼批判地吸收圣经的末世论传统而来.他对圣经的末世论进行了生存论的改造.从生存论角度看,末世论的意义在于从历史性角度理解人的存在,把过去、将来的维度纳入现在,使当下成为过去、现在、将来共现的历史性现象,体现了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澄清这一思想渊源不仅对理解布尔特曼自身,而且对澄明其与哲学尤其是与海德格尔哲学的关系至关重要.

伽达默尔与布尔特曼论理解

众所周知,伽达默尔最初打算将他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命名为“理解与事件”,当然,这个标题与鲁道夫·布尔特曼的四卷本文集《信仰与理解》所使用的标题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接近似乎显示出布尔特曼的解释学思想相对伽达默尔的很大优势。然而,布尔特曼和伽达默尔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谜。

布尔特曼论“神学—科学”的客观性及其现代学术视角

本文关注布尔特曼中期论文《作为科学的神学》和《科学与存在》,认为其中蕴含着他较为成熟的关于“神学—科学”的观点。通过梳理布尔特曼对神学—科学、历史科学的客观性及方法论、信仰的特殊性等问题的观点,指明神学可作为一种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科学,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步骤;神学在其外在历史地位、内在信仰与理解的意义上可对应于中国儒家经学的“格致之学”,在今天需要我们从“科学”研究与“人文”理解两个层面进行更切中地认知。

布尔特曼的“解神话化”与成玄英的“寄言诠理”:释经技艺之比较

面对世界图景更新导致的传统经释遭受的挑战,布尔特曼的《圣经》诠释与成玄英的《庄子》诠释提出了具有高度一致性的释经原则:通过对文本中某种字面的(神话)―隐含的(真理)二重意义结构的建立,抛弃对字面上含有非理性神话因素之经文的字面解释,从而使经释趋于“理性化”。二人的差异集中在对字面意义的具体定位上,这些差异更深层地来自基督教与道家传统中基本信念的差异。

“生命关联”之为前理解——在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之间

为"前见"正名是伽达默尔的一大贡献,然而它在布尔特曼的解释学中已经突显。任何理解总是受某种前理解的引导是布尔特曼坚信的解释学立场。解经不仅受到语言、文化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解释者的主观因素也必然渗透其中。然而,真正的理解是在此基础之上超越时间的距离,使当下与过去达成一种生命关联。所以,前理解的内涵在布尔特曼的解释学中被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它不只涉及现成事物,而且关涉解释者的生存。

城市故事

X光影像揭秘隐藏之美Nick Veasey是一位拥有如X光般洞察能力的英国摄影家,创作时他使用实验室或医院的X光科学仪器,捕捉隐藏在日常生活事物里的内部生命。

布道与解神话:弗莱论信与可信性

在弗莱的两本《圣经》研究著作中,他均以"布道"表达语言再现在场的能力。布道保存着语言模式演进过程中被排斥的能动性,由此成为表达信仰与存在关切的基本语言模式。但是,在描述性语言模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布道并不能被恰当地领悟,布尔特曼的解神话主张就是对福音书布道在当代遭遇理解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但弗莱并不认同这一诠释学方案。他认为,解神话的阐释原则部分地受制于现代科学世界观的可信性原则,这最终也将取消《圣经》。本文讨论弗莱对"布道"的征用以及他对解神话主张的批判性分析,从而表明其著作中信与可信性的张力,以及以神话激活布道的批评之路。

末世·危机·救赎——《五号屠场》《世界末日之战》与虚构叙事的伦理关怀

一战争、瘟疫、饥荒等灾难所带来的,是人类的现实生存危机。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存在主体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尼采在《快乐的科学》第三卷中,借＂疯子＂之口大声宣告上帝已死,＂上帝也会腐臭啊!上帝死了!永远死了!是咱们把他杀死的!我们,最残忍的凶手,如何自慰呢？那个至今拥有整个世界的至圣至强者竟在我们的刀下流血!谁能揩掉我们身上的血迹？用什么水可以清洗我们自身？

“最后之神”即海德格尔的基督?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论稿》中,"最后之神"是篇幅最短却又极关键的部分,向来惹人遐思又令人却步。塞杜尔在比较了其他著作之后,指出《哲学论稿》承载着海德格尔的基督论,而且目的就是"最后之神"。本文首先引述这个具有争议性的看法,从《哲学论稿》的遣词用语、论证内容出发,并与相关思想家如布尔特曼和谢林作比较,指出海德格尔确曾受他们启发,但也显示出思想上的差异。接着,本文从更宽阔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发展脉络来评估其神学关怀,并指出以神学方式阅读海德格尔及其现代状况的意义。《哲学论稿》和同期作品反映出了一位当代西方思想家在面对现代转向时如何试图建构一种圣俗交织的现代话语。传统基督教义虽有参考意义,却未能完全处理其中问题,而纯粹哲学又难以处理神圣问题而陷入失语,故比较进路或许能对这种现代状况提供出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的苏俄密使

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立.在此前后,俄共(布)与共产国际先后派出秘密使者多人到中国活动,推动和帮助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这些使者,中国学者比较熟悉的是魏金斯基,而对其他使者,则所知甚少,或者完全缺乏了解.今年4月,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日本神户大学文学部石川祯浩教授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粗读之后,觉得该书资料翔实,有许多新的重要发现,特别是该书第二章"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专节阐述来华的苏俄密使及其活动,将我们过去朦朦胧胧觉得重要但又不知底里的人和事交待得清清楚楚.现参照石川教授的著作并补充我们已经掌握的史料,介绍密使活动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间的关系.

依赖与治权:笛卡尔与康德之间的沃尔夫《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1721年)

本文试图从沃尔夫副校长卸任演讲的哲学背景出发,去理解沃尔夫关于依赖和独立的设想所具有的特点。本文从笛卡尔开始,首先从“依赖”概念出发指出笛卡尔和沃尔夫之间的区别。就像沃尔夫在其以数学方法的精神搭建的实践哲学框架中所做的那样,笛卡尔本来也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在1637年《谈谈方法》中发展出来的)“一套临时的道德”的框架下诉诸孔子。本文还简短讨论了康德对启示信仰所做批判的一个特殊面向,并回顾20世纪马堡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的去神秘计划。与沃尔夫截然不同,布尔特曼将我们在信仰中经验到的依赖解释为克服我们的畏惧的那把钥匙。

复活是一个历史事件?——启蒙之后基督教神学关于复活问题主要的争论

'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哥林多前书》15:13-14一、问题的提出基督教是一个历史的宗教。这意思是说,信徒们所信仰的上帝是曾经在历史中真实地出现的那一位,是主耶稣基督,他曾为了世人的福祉和拯救而道成肉身,降格在历史之中,但却被世人亲自绑送,并钉死在十字架。

山东大学现象学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2016年10月22日成立。中心依托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张祥龙担任主任,刘杰为副主任,李章印担任执行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有:(1)现象学与儒家思想:旨在创造一种儒学新形态——现象学儒学,或者说创造一种现象学的新形态——儒学现象学。(2)现象学与佛家思想:以现象学方式阐释佛教思想,并对佛教一些基本观念给予“去神话化”解读,超越其不合时宜的某些形式,重新展示其被现代思想所遮蔽的重要意义。(3)现象学与道家思想:主要是对道家思想进行现象学诠释。(4)现象学与犹太教-基督教思想:在布尔特曼等人的基础上,继续对犹太教-基督教的现象学进行研究,并从学理上协调宗教与世俗生活的关系。(5)现象学与科技哲学:参与到国内外的现象学科技哲学研究之中,以现象学方式开展有关科学技术的哲学问题研究。

诠释学的问题

布尔特曼作为20世纪影响深远的新教神学家、圣经新约研究专家,其诠释学思路不仅体现在对圣经新约的诠释中,也在他对更宽泛的历史"事件"及其"意义"的理解中得以体现,探讨作为"科学"的"历史研究"之"客观性"何以可能。在这篇1950年的论文中,他承接狄尔泰、柯林伍德的观点,认为人们对纯粹客观的"历史知识"的获得是有限度的,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在于人们总是带着"前理解"去参究历史,而这一主体理解的鲜活个性正是历史研究之客观性的体现。他强调唯有当历史学家带着自身面向未来的责任感与历史"相遇"时,其对历史的诠释才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