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王权的博弈:布雷克顿的实践

西方法治思想延续至中世纪,在英国获得了里程碑式的转型发展,其标志就是1215年《大宪章》的签署和13世纪中叶布雷克顿《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一书的面世与传播。布雷克顿的法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有关王权的论述中,他认为国王并无绝对立法权,法律的渊源在于民众的意愿。布雷克顿最重要的法治论断是"国王不应低于任何人,但应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这一论断的论据在于他坚信国王是"上帝的代理人"以及"法律造就国王"。布雷克顿的思想同现代法治理念还有一定差距,但是他已经触及到法治理念的核心——约束权力,这使他在西方法治的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依法治国"是同"法治"相等的术语,法律不应当作为"牧民"的工具,要实现依法治国关键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治权",对西方法治传统的研究对我国建设法治国家意义重大。

《理查二世》、布雷克顿与政治神学的终结

历史学家恩斯特·康托洛维茨以文学材料与法律材料为基础,重构了中世纪国王二身的喻说。这个喻说正是"政治神学"最有效的范例和工具。1922年,施密特在韦伯(其"祛魅"概念明显源于神学)的纪念文集中,提出了政治哲学的核心术语——政治神学。19世纪20年代,从瓦尔特·本雅明、汉娜·阿伦特,到雅克·德里达、乔治·阿甘本等诸多哲学家,围绕国家主权问题,就法律与政治学的神学基础展开持续讨论。遗憾的是,政治神学构想的方法论问题(包括从罗马帝国,经基督教的中世纪,到莎士比亚与霍布斯的现代早期)并未得到细致考察。但1966年汉斯·布鲁门伯格与施密特的论战,以及米歇尔·福柯的晚期作品,充分体现了方法论关切,并做了大量文学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