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文化遇合——以《古韵》为考察中心

《古韵》从创作到出版均得益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帮助。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英译自己三篇小说的体验,为之后英语写作《古韵》打下了基础。由于作者呈现的中国形象契合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对古老文明的乌托邦想象,《古韵》难逃"东方主义"迷思的尴尬。但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作者基于人类本质一致性的立场,在维系与中国情感和文化联系的同时,将目标读者对人类文明的理想嫁接到自己的价值系统中,未尝不是有意义的尝试。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探析

作为20世纪初英国的一个重要文化团体,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前卫主张与其自身的阶级属性似乎不可调和。但唯物史观的文化观点同样强调了意识形态具有的复杂性和可变性,及其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因此,从这种观点出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历史特征。

以形式之美跨越文化鸿沟——论伦敦现代主义运动对中国艺术的借鉴

本文通过以罗杰·弗莱和克莱夫·贝尔为代表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美学思想与中国艺术关联的分析,探讨英国现代主义运动生成中的中国元素,认为弗莱和贝尔以形式审美作为进入中国艺术的门径,同时从自身艺术变革的需要出发再度阐释了中国艺术,使之成为西方现代主义形式美学观念形成的重要资源。弗莱和贝尔首先从重主观表现的美学思想出发,推崇中国艺术的散点透视与平面构图,进而还借鉴了韵律、留白的观念与技巧,使中国美学词汇成为现代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弗莱和贝尔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并未真正从中国语境出发,而与英国现代主义的发展相连,这就使得他们表面上非政治性的审美主义背后,又体现出隐含的政治性。

跨文化语境下的“表演”:叶君健的外语创作

叶君健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选择用世界语、英语创作,这种跨文化语境的写作决定了《山村》等小说对"他者"视界的融合,而叶君健对这种写作的"表演"特性有清醒认知。由于受到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第二代成员的影响,《山村》等小说创作成为叶君健保卫人类文明和民主的一种实践。借助于跨文化语境的"表演",叶君健的外语作品实现了向世界传递中国人呼声的意图,也为读者提供了从中寻觅文化、政治、审美新的发展的可能。

从本土记忆到文化想象——论《古韵》对西方中国形象的纠偏

凌叔华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团体的鼓励下创作的英文小说《古韵》一直被认为是一部迎合了西方的中国想象的作品,但其实在《古韵》前后两个创作阶段中,作品里的中国书写都与同一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是错位的。《古韵》于中国创作的部分刻画了深宅内院里困于传统和男权,悲哀却无知的女性群像,这与当时西方用以寄托审美理想的乌托邦南辕北辙;而于英国创作的部分却又努力构筑“文化中国”的理想样貌,但此时的西方中国形象却大相径庭。《古韵》与20世纪西方中国形象的错位,一方面是凌叔华本人成熟的创作风格与自主意识在跨文化写作中的体现,一方面则源于一代海外华人作家面对强势的异国文化时无法搁置的文化心理与诉求。

论汉学家之于英美现代主义运动的意义——以阿瑟·韦利为例

关于中国文化元素对英美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学界有所关注但未及深入。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美学家罗杰·弗莱(Roger Fry)曾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欧洲对中国艺术的重新"发现"誉为"东方文艺复兴";美国"意象派"诗歌的领军人物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亦感叹"中国的激励作用并不输于希腊",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置于与西方文明之源古希腊相并举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