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帆船贸易时期拉美与中国的水银贸易

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由于“汞齐化”法的出现以及西属美洲对水银的需求急剧扩大,从而催生了中国与西属美洲之间的水银贸易。中国与西属美洲之间的水银贸易经历了曲折的演进历程。在大帆船贸易开通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与西属美洲之间的水银贸易开始勃兴,到17世纪四五十年代陷入停滞。17世纪末中国与西属美洲之间的水银贸易出现短暂的复兴,到18世纪末中国水银贸易完全终结。纵观大帆船贸易中的中国水银贸易,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贸易关系的不稳定性、交易数量相对较少以及利润率偏低的特征。

从荷兰和瑞典的档案看十八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广州帆船贸易

在荷兰和瑞典的档案馆内收藏有关十八世纪 5 0年代至 70年代广州帆船贸易的重要资料 。

晚清天津帆船贸易发展述论

晚清时期,轮船业的兴起使传统民船贸易面临巨大挑战。天津与闽广、江南及环渤海地区间的民船往来相应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衰落。然而,港口条件与通商环境的限制,以及运输商品的分化,都为传统民船业保留了一线生机。在多层次贸易发展格局中,晚清天津帆船业仍在倔强前行。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垄断体制的建立及评价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是菲律宾殖民当局的生命线。1565年菲律宾与新西班牙的贸易航线开通之后,一度沟通了中国经过菲律宾与美洲的自由贸易。但是由于这种贸易冲击了宗主国西班牙原先在美洲的贸易,且导致美洲白银流向亚洲,同时又不利于菲律宾当地工农业的发展,因此,从1593年开始,西班牙便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除了对与中国的贸易做出种种规定之外,还从航行的次数、载重量、价值额、关税数额等方面对大帆船贸易进行限制,实行特许经营权制度、许可额制度、整批交易制度、货票制度、关税制度等,这样,便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贸易垄断体制。垄断贸易在短期内维持了殖民地内部的贸易平衡,但从长期看,不利于菲律宾经济的发展,它带来的种种弊端,加上其他西方国家的挑战,最终导致大帆船贸易的终结。

福建与大帆船贸易时代的中拉交流

由于以漳州月港为起点，马尼拉为中点，阿卡普尔科为终点的中国——菲律宾——墨西哥的大帆船贸易航路的开辟，福建在中国与拉丁美洲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桥梁作用。首先，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通过福建输入拉美，不仅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而且促进了拉美经济的发展；同时，拉丁美洲的白银也大量流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其次，天主教传教士沿着大帆船贸易航路来到福建，扩大了双方的宗教文化交流。第三，福建移民移居拉丁美洲，将中国文化传入拉丁美洲。

近代早期的传教士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

传教士在近代早期西班牙的殖民扩张和统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经常在传教过程中面临着经费拮据的困境,从而不得不通过参与大帆船贸易来筹措传教经费,这在教俗两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传教士参与大帆船贸易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固然是传教经费紧张所致,另一方面也有追逐世俗繁华的因素在内。最重要的是,传教士通过参与大帆船贸易,有效地发展了西班牙的传教事业,巩固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并成为推动大帆船贸易在两个半世纪里长期存在的一支重要力量。

西班牙统治时期大帆船贸易对菲律宾的政治影响

1565--1815年,西班牙人用大帆船把亚洲的商品从菲律宾运送到墨西哥分散销售,在这些商品中,以中国的货物为主,开始了一场以中国为起点,菲律宾为中点,墨西哥为终点的大帆船贸易。西班牙人在大帆船贸易中取得了丰厚的利润,维持了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大帆船贸易为传教士取得活动资金,加快了天主教在菲律宾的传播,麻痹了菲律宾当地人。在大帆船贸易高额利润的吸引下,更多西班牙人来到菲律宾,加快了菲律宾的进一步沦陷。在大帆船贸易的影响下,马尼拉发展成为菲律宾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对原始落后分散的菲律宾社会有着一种凝聚力。大帆船长期沟通着菲律宾各个岛屿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经济圈,对菲律宾的统一起到一定作用。

“南澳1号”参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可能性分析

“南澳1号”沉船地位于广东省汕头附近海域,沉船出水文物主要为大量产自漳州和部分景德镇青花瓷,推测应为明万历年间的走私船。“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始于16世纪中后期,其初期恰逢中国的明万历(1573-1620)年间,终于19世纪初,开创了长达250年的跨太平洋贸易。“南澳1号”的确切启航地、目的地和沉船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但根据船上货物、沉船年代的世界背景以及16、17世纪欧洲航海家所著的航海日志和文献记录,以及当今中外学者针对大航海时代中西菲关系研究的学术文献进行分析,推论“南澳1号”沉船年代有可能处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时代初期。本文就“南澳1号”参与“马尼拉大帆船航线”贸易活动可能性进行分析探讨,并论述在大航海时代中南澳在全球化经济萌芽期的地位与功能角色。

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間早期的大帆船貿易

一封建的西班牙殖民政策是以在經济上完全隔离它的殖民地为其特点的。西班牙国王力图通过这种政策以便在辽闊而分散的领土上保持独占的統治地位,并把殖民剝削的財富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西班牙宗主国政府禁止菲律宾同西班牙之間发生直接的貿易关系,就是这种殖民政策的具体表现之一。另一方面,菲律宾在西班牙殖民帝国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也加深了菲律宾同外界世界的隔离。从地理大发現以来,由于葡萄牙人的反对。

大帆船贸易通三洲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时期,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及阿拉伯人易逢巴图塔相继东来。他们游历过中国后,辗转回国,各自根据自己的见闻写出东方游记,盛赞东方的古老文明和丰饶物产,一时引起不少欧洲人对东方黄金之国的艳羡和好奇探险心理。中国盛产的丝绸和瓷器很早便由新疆和中亚的“丝绸之路”输往欧洲.成为少数皇室、贵族和僧侣、富商享用的奢侈品。后来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微,海上“丝绸之路”代之而起。素为欧洲人所喜爱的中国丝绸、瓷器和盛产于南洋群岛的胡椒、肉桂、丁香与豆蔻等珍贵香料便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往欧洲。这种贸易曾长时期地为意大利威尼斯商人所垄断。

古代亚洲的海洋贸易与闽南商人

闽南人,在英语文献中常被拼写为"Hokkiens"。这个族群拥有悠久的航海历史传统。早在公元10世纪初,这批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偏远地区且与外界隔绝的居民,就已经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根据古代典籍的零星记载,闽南商人在海外积极经商,其足迹遍布北起高丽、南至苏门答腊岛的东西洋各商埠。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商贾开始旅居国外,其中有些人甚至长期在海外侨居。闽南商贾的适应力极强,能很快地适应海外不同的生存环境。不过,他们仍然经常地依靠各种制度化安排的机制来保护或促进其商业利益的发展。闽南商人总是极有创意地建立起各种不同的商业机制,并建构起不同的族群关系网络。除了在日常的商业活动中建立、扩展并涵盖不同方面和层次的关系网络,闽南商人还形成了与其它中国商人群体不同的文化习俗特色。作为近代亚洲早期最具企业开拓精神的商贸群体,闽南商贾在古代亚洲航海贸易史上的表现可圈可点。作为一个边缘化的商业群体,尽管他们在商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他们在当时海外社会中的地位仍然低人一等。本文拟探讨闽南商人在古代亚洲主要港埠的商业活动,并将讨论的重点放在高丽、九州岛、台湾和马尼拉等地的侨居闽商社区,以及他们所拥有的独特的经贸网络和文化习俗。

联系中国与拉美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

1565年,西班牙殖民者为了维护其在菲律宾及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开辟了自菲律宾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墨西哥银元载运到马尼拉,以换取中国的丝绸等商品.这条贸易航线前后维持长达两个半世纪,在世界航海史上,没有任何一条贸易航线能持续到如此之久,没有任何一种正规航行曾经历过如此艰难险阻.由于大帆船载运的主要货物是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故人们普遍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16—17世纪初期中拉海上丝绸之路与跨区域性贸易网络的形成

中拉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16世纪下半叶,17世纪初进入鼎盛期。随着它的发展,大量中国生丝与丝织品经由菲律宾运往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白银则通过墨西哥流入菲律宾,最后进入中国,形成了早期跨区域性的贸易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性的商品与货币流通。中拉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推动了漳州、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利马等地的发展,也加速了东西方的人口流动,增强了菲律宾和拉丁美洲地区人口结构的多元性特征。同时,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华文化也得到了有效传播,推动了早期海外汉学的发展。

论明代漳州月港在海内外贸易交流中的地位

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刺激了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崛起。当时泉州港已衰落,而漳州独领风骚,形成了以漳州为中心,北起日本、包括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南至东南亚,影响远及拉丁美洲的贸易网络。尤其是漳州月港在整个东南沿海走私贸易中最为活跃,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一部分。

闽南人与中华文化在菲律宾的传播

闽南人与中华文化在菲律宾的传播李金明福建与菲律宾，在地理上靠得比较近，从厦门到马尼拉的距离大约是６７５海里。来往于两地之间的帆船，直接受到澎湖沟海流的影响，每当航经澎湖时，“其海水号澎湖沟，其水分东西流，一过此沟，水即东流达于吕宋，吕宋回日过此沟，水...

明末在菲律宾的华人经济

明末在菲律宾的华人经济黄启臣菲律宾位于亚洲的东南部，与台湾省隔海相望。因为地缘接近，中菲两国人民早在唐代已有交往，宋元时代已有贸易往来。但华人大批到菲律宾定居及发展经济，则是明隆庆开海贸易之后。１５６５年（嘉靖四十四年）６月４日，以黎牙实比（Ｍｉｇｕ...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经历了汉武帝开辟经东南亚至印度的海上通道、唐朝把对外贸易重心从陆路转向海路,以及宋元时期鼓励阿拉伯商人来广州与泉州等地贸易,遂从原先仅从广州经东南亚至南印度,发展到越过印度洋、进入波斯湾至阿拉伯沿岸一带。到了明代中叶,随着欧洲殖民者的东来,以及明朝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出海贸易。尤其是西班牙殖民者为维持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开辟了从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中国商船载运到马尼拉的中国生丝和丝织品经太平洋转运到美洲大陆,然后又经大西洋再运到欧洲各地。这使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巨大变迁,即从区域贸易航线发展成为联系东西方的全球贸易航线。

满载中国乘客的船只——1816~1817年“阿米莉娅公主号”从伦敦到中国的航行

1816~181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EIC)的“阿米莉娅公主号”从伦敦前往中国,这条船上搭载着380名“乘客”身份的中国水手。而这380人的“经历”,关系到18世纪中后期亚洲海上新航线的开辟,东南亚地区欧洲商船对中国帆船贸易的侵蚀,欧洲垄断贸易巨头的衰落,中国水手在世界各地的兴起等全球性事件。

十六—十八世纪华侨在菲律宾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一从什么时候起,菲律宾就有中国移民?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指出,华侨移居菲律宾,始于公元七世纪;另一些学者认为,菲律宾有中国移民,自明始。这后一种意见,谅来是因为有关此类记载,始见于明代史籍,并见于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征服菲律宾以后所著史籍的缘故。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同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伴随的。因为商业来往的需要,中国商人滞留以致居留海外是合乎逻辑的;而且,限于航海技术,由于旅途的艰险,以及航海中的意外事故,也会导致少数人在海外或长期或短期的居留。中菲贸易,古已存在。在宋代史籍中,已有中国商人同菲律宾许多地方通商的明确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