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提亚人对希腊神形象的接受与改造

帕提亚帝国建立之后,国内政局动荡,国外强敌环绕。为了稳定统治,帕提亚统治者迫切需要宣传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琐罗亚斯德教神祇大多没有具体形象,需要借用希腊神形象,这为希腊神形象传播提供了前提。一部分帕提亚上层的“爱希腊情结”则为希腊神形象传播提供了政治保障。帕提亚人对希腊神形象更多是表象化借用,其目的是为王权和政治服务。相较于希腊化王国,帕提亚境内希腊神地位明显下降。研究帕提亚境内希腊神形象,对于理解丝绸之路神祇形象传播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希腊色雷斯民间体育比赛研究

目的:描述和探究希腊北部不确定族群的赛马、摔跤、竞走等民间体育比赛项目的起源与发展,同时力求客观反映和呈现色雷斯民间体育比赛情况,为后续研究色雷斯体育赛事提供参考依据。方法:运用文献资料和历史研究等方法,对已发表的有关该主题的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同时查阅了同时期色雷斯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等有关文献资料,全面分析色雷斯民间体育比赛情况。结果:色雷斯人主要通过摔跤比赛或赛马活动来庆祝节日和庆祝活动,这些体育比赛往往是在宗教节日上进行的,得胜者奖品多为羊羔和山羊。结论:色雷斯人以自然为灵感,以民族文化为指导,组织和参与了民间体育比赛,没有遵循当今体育赛事的比赛规则和形式。这些自发的体育运动和体育比赛与宗教有关,因为它们经常在宗教节日举行。由于这些民间游戏,希腊的体育赛事一直延续到今天,作为青年人日常活动的一种表现,作为他们身体和心理正直的一种表现。

“重译”案、目标读者与爱情的教诲——以李金发翻译诗集《古希腊恋歌》为中心

1930年,周作人在《开明》杂志上撰文质疑李金发翻译的诗集《古希腊恋歌》的“重译”性,并与李金发展开论争。通过梳理这场“重译”案始末后可发现,“重译”是李金发在翻译《古希腊恋歌》时操纵理想中的“古希腊”诗意标准与爱情书写范式的一个重要前提,同时也贯穿了李金发在译诗中展现的翻译意图、翻译策略与目标读者预设等关键因素,并由此改写和重构法文原作中“古希腊”的爱情话语,催发出符合当时妇女解放命题的爱情教诲功能。

论考古学视域下希腊艺术的亚非基础

古希腊与亚非文明的关系研究历来是学界的焦点,以往的研究侧重从语言、宗教、文化视角来凸显希腊文明的兼容并蓄。本文以考古发现的物质材料和跨地域艺术交流为线索,对希腊艺术的亚非基础及所遵循的历史传统展开讨论,证明希腊艺术不是文明的突变,它是古代亚非艺术传统脉络下的延续和创新;提出希腊奇迹不是美学乌托邦,而是归因于不同文化碰撞下对传统规则的发展,且以自身特色化的结论,追溯古代亚非文化对希腊艺术精神的影响。

希腊克里特MW6.0地震后的应力方向变化与强余震发生

地震的震源机制是地壳应力变化的指示器,而地壳应力变化与强震的发生直接相关。前人研究了地震震源机制变化在视应力较高的走滑型大震前的应力变化过程,而未见到震源机制变化对视应力较低的正断型大震发生的指示作用的研究。文章以2021年希腊克里特M W6.0正断型地震序列为例,通过计算地震序列震源机制解与区域应力场方向之间最小空间旋转角的变化,揭示应力变化与强震发生的关系。为保证震源机制解的准确性,采用多家机构确定的震源机制得到中心震源机制作为该地震的震源机制,而后采用该地震序列精确的震源机制求解当地应力场,最后计算地震震源机制与主震震源机制及与所估计的地壳应力场方向的空间旋转角随时间的变化,探索强震发生与应力场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主震发生的短期内,余震震源机制与该区域应力场方向的空间旋转角较大,与其后小震级的弱地震活动对应;随后余震震源机制与应力场方向的空间旋转角减小,对应后面发生的3次M W>5.0的强余震,在此之后的长时间内余震震源机制和应力场方向的空间旋转角再次增大,对应的余震震级及频度皆明显下降。文章以2021年希腊克里特M W6.0地震序列为例,发现视应力较低的正断型地震前也存在应力方向集中现象,为探索地震应力前兆提供了范例。

希腊化:战败者进入欧洲正典

古典的荷马时代是英雄及其凯旋的时代,但是,战败者精神在彼时已经开始萌动,它以消极的死亡意识解构骄傲者的道德,挑战古欧洲城邦王族与公民武士所构筑的正典秩序及其战争法则。(1)这是欧洲早期历史上一次“法的精神”的巨大颠转。法律的着眼点从征服者转换到了战败者,正义的法统源流开始流溢着弱者的消极道德,曾经被蔑视的“负典”以润物无声的反战方式静静颠转成“正典”。

创新视域下中国百家争鸣与古希腊文化繁荣互鉴

中国百家争鸣和古希腊文化繁荣是基于东、西方创新思潮同时期涌现的大时代背景,名士先哲建构理论体系,参与社会治理的文化实践和思想革命。文化的超常规突破和思想的激烈碰撞奠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创新思脉。百家争鸣思想被后代统治阶层选择性应用,儒家社会人文学说沿思维纵轴深度推进,自然科学理论则绕横轴水平震荡。人天同构、内驱型的中式创新思维,确保了“家-国”同构农耕文明的长期稳定和传统文化的承继,但延缓了中国步入现代文明进程;古希腊文化一度湮没于中世纪,文艺复兴后重获新生。天人相分、外倾型的西式创新思维成为西方“哲-科”海洋文明的理论源泉。依托希腊哲学构建起完整学科体系,西方先行进入科学和现代工业文明时代。通过中西文明互鉴和创新思维比较,辨识现代文明演进的底层逻辑,西为中用、古为今用,构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显著表征的创新思维范式,为复兴中华文明提供理论依据。

从“希腊风”到“开明的品位”——迪朗早期作品设计中的“古典”思想及主导因素转向“类型”原因探析

让-尼古拉-路易·迪朗是18-19世纪法国著名的建筑教育家和理论家。作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建筑学教师,他开创了以网格、轴线为方法,以经济、简明为目的的建筑设计教学方法,这套隐含着类型学思想的设计方法体现出了明显的与“古典”的区别,也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然而,在他成为理工学院教师之前的设计作品得到的关注寥寥无几,关于从“古典”到“类型”转变的原因也莫衷一是。本文将从迪朗1793-1794年间的设计作品入手,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这些作品诞生的环境、设计的方法及受到的影响,总结他的职业生涯早期是如何受到“希腊风”影响,将建筑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结合到一起;并以“建筑物—精神”之间的联系为依据分析他从受到希腊风影响转向“开明的品位”的原因。

古希腊人没有掌握无理数的认识论根源研究

古希腊人没有真正的掌握无理数是历史的必然.从认识论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讲,无理数不符合古希腊数学“数”的标准,或者说古希腊人畏惧无限的观念阻碍了希腊人认识无理数.第一次数学危机之后,古希腊数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对“数”的研究遭到冷落和把“无理数”拉到了几何学的队伍这些都阻碍了古希腊人对无理数的认识;古希腊数学在第一次数学危机之后拒绝了数学是经验的科学,极端的强调了数学的演绎性的同时,强调数学是发现的科学,而客观上也没有形成数学是发明的科学的观点.从后来无理数被人类认识的整个历程来讲,无理数不仅是人类演绎的之物,也是经验之物,不仅是人类的发现之物,而且还是人类的发明之物,人类认识无理数是一个复杂的、艰辛的、漫长的、曲折的历程.

中国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思想家的法律思想比较

中国先秦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与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分别代表中西法律文化的思想源头,因其生活时代大致相当,故其法律思想具有可比性。孔子和孟子的主要思想体现为对“德治”“仁政”以及“民本至上”的高度推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主要思想表现为对“正义”的重视与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重思古希腊铸币的起源与影响

古希腊铸币是受近东社会影响的产物,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古希腊铸币以琥珀金的铸造和传播为先导,铸币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年代久远,而且涉及范围广泛,其中掺杂许多传说和讹误。铸币的功能多元复杂,可能用于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大额铸币和小额铸币共同发挥作用。铸币的采用和铸造在希腊各城邦快速发展,铸币在城邦内部使用并推广到个人层面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铸币广泛使用之后,确实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客观评价铸币在古希腊货币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既要认识到它是货币形态发展中自然而正常的一环,也要强调它的现实作用和历史意义。

生命政治的历史重构——评《论生命政治的古希腊起源》

芬兰政治理论家米卡·奥加康格斯认为当今生命政治研究领域存在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那就是福柯关于生命政治的历史论断几近成为不容置疑的学术权威。他的《论生命政治的古希腊起源》一书正是对福柯生命政治历史视域的再审视。该书不拘泥于生命政治的现代史梳理,转而着重对其进行知识考古,提出古希腊才是生命政治的真正起源。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性、婚姻、教育、健康等人口治理术的讨论,成为权力作用于自然生命这一生命政治安全机制的原始模型。该模型并不具有历史连贯性,早期基督教的传播使生命政治在古典时代晚期开始式微,直至中世纪与近现代早期才重回政治视野。虽然奥加康格斯的批判锋芒不及其他西方左翼学者,但他通过对生命政治历史的重访与追问,完成了一幅更加全面、立体的生命政治史图绘。

土耳其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对希腊裔族群的整合

希腊裔族群是土耳其政府正式认定的三大少数族群之一。尽管官方在一些条约、文件中对希腊裔少数族群做出了诸多保护性的规定,但土耳其单一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希腊裔族群在民族整合政策下仍然被“土耳其化”,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一百年来,希腊裔族群人口数量的大幅下降是土耳其单一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对少数族裔整合政策的结果。历史上希腊、土耳其两国关系的恶化和塞浦路斯问题的发酵加重了土耳其政府和社会对希腊裔族群的敌意,20世纪90年代后土耳其政府为满足加入欧盟的要求,部分调整了族群整合政策,涉及语言、宗教等的立场有所调整,但并未放弃土耳其化这一族裔整合政策的基调。

论古希腊勇敢观念的起源与勇敢论的建构

勇敢是古希腊传统“四主德”之一,是古希腊伦理学的重要概念。笔者运用道德发生学的溯源法,揭示勇敢观念的起源和生成,展现勇敢论的理论建构过程。第一部分,首先考察汉语“勇敢”一词的词汇意义,然后寻找与之相对应的希腊文词汇,考察其具体含义。第二部分,指出荷马时代的勇敢是观念形态的,而非概念形态的。早期希腊哲学家谈论过勇敢,对勇敢进行现象描述,但尚未对之进行理性的界定。希腊哲学古典时期的哲学家们开始用定义的方法揭示勇敢的外延和内涵,从而把勇敢观念提炼为理性的概念。柏拉图的对话《拉凯斯篇》对勇敢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以勇敢为核心概念的勇敢理论初步呈现。第三部分,亚里士多德认识到把勇敢当作知识会带来矛盾和解释上的困难,因此他把勇敢与正义、智慧、节制一道纳入德性论的体系。他在界定和解释勇敢的过程中,一方面把勇敢区分为行为和品德,指出勇敢是某种行为,而刚毅是勇敢的品德;另一方面引入实践(伦理修行)的内容,把作为行为和品德的勇敢统一起来。勇敢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三卷中臻于完善。

地中海明珠——希腊圣托里尼岛

希腊是一个岛国,也是欧洲海洋文明的发源地。每一个小岛上都记载着古希腊的文明与现代希腊的美丽,其中典型的是圣托里尼岛。圣托里尼岛是爱琴海诸岛中颇具影响的岛屿,距雅典110海里,位于基克拉泽斯群岛的最南端。该岛由三个小岛组成,其中两个岛屿有人居住,中间的一个岛是休眠的火山岛。历史上,这里曾发生多次火山爆发。公元前1500年的一次爆发最为严重,造成了岛屿中心大面积的塌陷,原本圆形的岛屿变成了今天的弦月状。

“古为今用”的奥林匹克教育遗产 ——奥运邮票中的古希腊瓶画

古希腊瓶画为世人留下了古代奥林匹克文化的图像资料。奥运邮票不仅是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的重要媒介,也是有形的奥林匹克教育遗产。古希腊瓶画主要通过三种设计呈现于奥运邮票票面。其一,通过与博物馆网站发布的瓶画照片进行比较后发现,部分奥运邮票票面对古希腊瓶画进行了复现。其二,部分奥运邮票刷色明显与古希腊瓶画不同,多为单色。其三,古希腊瓶画中的运动员与现代奥运会运动员、标志、建筑等古今图案共现于部分奥运邮票票面。

古希腊自然哲学与民主政制的共生关系——兼论科学民主的起源与认识论基础

从编年史来看,古希腊自然哲学与民主政制有着明显的同兴共衰的历史关联。古希腊民主政制不仅让自然哲学产生所依赖的社会分工成为可能,还为各种自然观的争鸣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民主政制蕴含的分歧、妥协、公共参与等特质是构建古希腊自然观必不可少的过程要素。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就不同自然观的争鸣及融合表现出显著的民主特征,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民主的生动写照。以人为尺度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纲领是古希腊民主政制和自然哲学民主的认识论基础,但相对主义思潮的泛滥也产生了消极的政治影响。在反思、批判民主政制并重建绝对真理体系的过程中,自然哲学随着雅典政制的消亡而走向衰败。

“外文鉛餅”的百年考證與釋讀——兼論其與絲路希臘式錢幣的關係

學界習稱的“外文鉛餅”的發現已逾百年,尤其20世紀70年代以來,類似鉛餅大量出土。國内研究側重於探討其與漢武帝發行的“白金三品”之間的關係,國外學者則更關注鉛餅上面疑似希臘文的來源,並試圖破譯。本文旨在回應一些依然懸而未決的核心問題:“外文鉛餅”與“白金三品”到底是什麽關係;發行者或仿造者爲何要在其上增鑄疑似外文的字符,寓意何在;倘若它們確爲外文字符,應如何定性、解讀;“外文鉛餅”和漢代絲綢之路沿綫西域各國的希臘式錢幣是否有關。問題的最終解決仍有待於新的考古成果,特别是中外錢幣資料的發現。

观念性的自然旅程——《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的古希腊哲学史观

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古希腊哲学史表现为观念性脱离并对立于自然意识的旅程。观念性追求普遍性对于诸个体的内在统一,自然意识则只能把握个别且外在的统一。古希腊哲学一方面作为观念性的表现而对立于自然意识,另一方面作为希腊精神的表现又受制于自然意识,从而陷于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在这些矛盾的推动下,古希腊哲学经过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孤立、苏格拉底之死和柏拉图的分有难题,在伊壁鸠鲁那里,不仅以抽象个别性否定希腊精神和希腊生活,而且与后者一并灭亡。在这一自然旅程中,观念性展现出多重内涵,进而揭示出当时马克思所理解的自我意识,是一种追求诸个体之普遍统一性的、以理性为内在规定性的主体性。

古希腊形而上学探究

形而上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内容,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形而上学在理论形态上经历了从本原论到存在论的转变,再经由巴门尼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发扬,确立了两个世界的划分,至亚里士多德基本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本理论形态。虽然形而上学问题受到近现代哲学的激烈批判,但其理论思维方式以及对人的超越性的肯定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