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世纪以来《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史学”与“传记”研究传统

19世纪之后西方学界对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研究大致可以20世纪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表现为＂史学研究＂与＂传记研究＂两种传统的对立：＂史学研究＂从＂史学追求真实＂的标准出发,认为《名人传》没有如实记述历史的真实情况,不能被视为历史著作,价值有限;＂传记研究＂站在＂传记描述德性＂的立场上称赞《名人传》是古典传记的集大成之作。20世纪中期之后＂史学研究＂和＂传记研究＂两种传统打破藩篱,取长补短,发展出＂史料分析＂与＂写作方法＂互相配合的《名人传》研究新路数。

从《希腊罗马名人传》看古罗马妇女的婚姻状况

罗马妇女在古代世界的妇女群体当中,属于权力和地位都较高的一支。在罗马传记家普鲁塔克的著作《希腊罗马名人传》里,在介绍英伟男性的事迹外,女性的形象也或直接或间接地被表现出来。通过对比《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希腊和罗马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并分析罗马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和婚变后生活,能够整体上把握罗马妇女的婚姻状况。

“非撰史,乃作传”解——兼论《希腊罗马名人传》的真实观

以普鲁塔克的名言"非撰史,乃作传"的重新诠释作为切入点,探讨普鲁塔克对于传记的认识;通过梳理"撰史"作为体裁之一和作为泛指历史写作的类名之间的流变,调查传记与撰史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之上,以《伯里克利传》为个案,分析普鲁塔克在传记写作过程中的真实追求。追求德行神似与追求史实真实并行,前者通过修辞公正来实现,后者需要历史考证来加以保障;前者统驭后者,通过共同服务于实用而统一起来。

论《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译本存在的翻译问题

中国学界对《希腊罗马名人传》的译介，经历了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部分译介和到如今的全部译介的发展过程，共计四个版本。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对读者阅读和理解有着较大影响的问题。一是在文本准确性与注释准确性的关系上，存在重视文本准确性而忽视注释准确性的问题。二是在完整性与目的性关系上，存在节译本中传记选取的目的性和由此造成的完整性缺失和全译本中由于译者主观的译制导向，造成读者受译者影响而使读者对原文理解产生缺失的问题。造成以上两个问题的原因一是制度和社会层面的限制，二是译者对翻译的理解产生了偏差。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求真”与“致用”

普鲁塔克写作《希腊罗马名人传》旨在探究和效仿历史人物的德性。他广泛搜求史料并加以辨析,冀图通过历史的真实情况反映人物的真实德性,表现出史实追求与德性追求互相一致进行“求真”的一面;当史实与普鲁塔克的德性认识相冲突的时候,他就坚持德性、放弃史实,甚至系统地改编史料来适应德性,表现出史实追求与德性追求互相冲突而“失真”的一面。《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既有“求真”也有“失真”,共同服务于追求德性的“致用”目标,这是普鲁塔克传记写作方法的重要特点。

古希腊名人(上)

不知道是时代造就了伟人,还是伟人成就了时代,但无论如何,曾经辉煌的古希腊是伟人辈出的年代。早在一世纪时,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约46年—125年）就写过《比较列传》,中文书名为《希腊罗马名人传》,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笔者并不研究历史,只是列出我认为最杰出的30位古希腊人物,并用相关的邮票加以演绎。

古罗马社会的女性、身体与政治——以莎士比亚笔下的伏伦妮娅形象为中心

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对莎士比亚罗马历史剧《科里奥兰纳斯》有深刻影响。不过,普鲁塔克笔下以母亲和罗马好公民双重身份三次出现在“家”和“敌营”两个空间的伏伦妮娅形象略显单薄,止于一种笼统的静态之美,而莎士比亚笔下以女人、母亲、国家政治的隐性操手三重身份六次显性在场、三次隐性在场的伏伦妮娅,展现出多维空间下的悖论之美,表现出一种理性、欲望、激情与活力交织下的女性动态之变与灵魂之美。莎士比亚从生活真实出发,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富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下通过对伏伦妮娅形象的重塑,反映女性在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生存现状。他围绕女性—身体—政治这一脉络,通过对伏伦妮娅的隐性政治参与与其家庭教育方式之间关系的想象与构建,将家庭伦理与国家政治有机联系在一起,以彰显其家国同构的思想。

普鲁塔克作品中的男性气概研究

古希腊语中的“αvpsiα”既可以表示战争中的“勇敢”,也具有“男性气概”这种更抽象的含义。战争中的勇敢是古典时代以来希腊社会极为重要的德性,然而普鲁塔克却不鼓励生活在罗马统治下的希腊同胞通过战争途径实现勇敢这一德性。对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希腊而言,战争中对勇敢的追求可能会引发罗马对希腊的进一步干预。普鲁塔克对此有所担忧,他降低了军事功绩对展示勇敢的重要性,并建构了男性气概与希腊教化和身份之间的关联。

论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

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人物传记中的历史比较具有相同之处,即两者都紧紧围绕传记人物性格的同与异两方面展开,都具有比较发达的历史比较类型意识和明确而细致的比较观念;不同之处则在于,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看,普鲁塔克传记的重点是在比较认识的第一阶段———异中求同,侧重于表现传记人物性格的共性和道德理想性,因而其史学比较还局限于道德史学的范畴之中;司马迁则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同中求异,因而列传中历史人物一方面能够同真实的历史联系起来,以展现历史的个性,突出地体现了传记的史学比较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司马迁的比较史学思想突破了道德史学的桎梏,进入了探求历史规律———“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境界。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各自历史观念和世界观的不同。从现代传记史学观念来看,司马迁的比较史学观念更符合现代中西史学比较的发展趋向。

文与史的对立与交融——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真实观之比较

司马迁传记史学观念的基本点是将事与人、文与史在历史观念的基础上有机地统一起来,较好地处理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表现了司马迁发达的史传真实观念;而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则徘徊于人与事、历史与文学之间,表现出将事与人、历史与文学相对立的趋向。对两者传记史学真实观念的比较研究表明,司马迁在历史的基础上将历史与文学加以统一的真实观对于现代的历史研究和传记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浅析影响普鲁塔克比较观念产生的主要因素

普鲁塔克比较观念的产生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有:古典时期史学比较的传统、罗马的实用主义以及文化的多元主义。在这方面的探讨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普鲁塔克的比较观念,加深我们对现代比较史学的认知和实践。

“读书是我唯一的娱乐”

美国伟大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富兰克林(1706—1790)一生有许多重要的科发现和发明。最著名的是对电学的研究和冒着生命危险揭开了雷电的秘密,并且最早用电学知识造福于人类。他不仅是电学的鼻祖,而且在天文、地磁、化工、机械、农学与数学等方面都有卓绝的成就。在社会科学方面,她的纸币理论。

普鲁塔克著作的分类与命名传统

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和《道德论集》,实际来自后世对其126篇存世著作的分类汇编。这一格局初见于公元三、四世纪的《兰普里亚斯书目》,后随著作主要抄本、印本、译本编纂的变化而逐渐成型。国内学界在谈及此两个著作集时,往往将其误作普鲁塔克当时写成的两部书。而以《希腊罗马名人传》命名所有50篇存世传记的做法,虽效仿文艺复兴时期阿米约法译本和诺斯英译本,却忽略了两者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特征,同时也与其中46篇以希腊—罗马形式配对写成的《对传》相混淆。《传记集》和《对传》的内容性质并不相同,研究中应区别对待。

德摩斯提尼与口吃及其他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爱琴海边,年轻愤懑的德摩斯提尼在寒风中裹紧袍子,抓起几粒大理石石子塞进嘴巴里,面朝怒涛,练习发声,克服口吃。也是,在雕塑之风盛行的古希腊,找几粒大理石石子还不是俯拾皆是?据说,经过如是这般刻苦的训练,他终于成为一位杰出的演说家。这是德摩斯提尼留在许多人心目中的形象,尤其是对口吃的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