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玄德”思想及其所蕴形而上下的通贯性——基于通行本与简帛本《老子》的综合考察

"玄德"在老子学说中不仅具有多层域的丰富意涵,而且还蕴含着老子形而上学、政治哲学以及心性论之间的通贯性。在综合考察《老子》通行本和简帛本的基础上,通过相关语境的疏证与解析,渐可发现"玄德"思想的多重义理:形上世界的"玄德"意味着"道"对万物"生而弗有"的两面性作用;这一作用推衍到形下的政治生活,便是指圣人效法"道"而具备"以不智治国"的"玄德";但圣人的效法又绝非外在模仿那么简单,其间还深蕴着"涤除玄鉴"的内向体认,"玄德"的工夫论意义也于此展现。发掘老子"玄德"的多重意涵,不仅使我们对此观念的义理具有更综合的认识,而且还可以为我们理解老子思想形而上下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新的参照。

敬畏與責任——馬王堆帛本解易著作生態環境思想一瞥

本文試圖對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出土的帛本解易著作中所包含的生態環境思想做了一個初步的探討。筆者選擇這樣一個研究謀題,其原因大致有二:(1)這批帛本解易著作的正式發表,至今已經有二十年了,筆者發現,研究著作和論文確實很多,但是尚未發現有關生態環境思想的專題研究成果;(2)筆者衷心地希望更多的中國哲學工作者關注和研究一些國際、國内亟待解决的生態問題和環境問題中的哲學問題。這項研究成果表明,(1)馬王堆帛本解易著作中確實具有豐富的憂患意識和敬畏觀等邊際約束的意識,生態責任觀和環境正義觀等思想,以及相關的哲學方法論;(2)從國際生態學和環境學的視域來看,這些思想中,既有其普遍性亦有特殊性,即存在著某些例外;(3)從中國古典生態環境思想史的視域來看,這些思想中,既有數千年來一以貫之的,亦有兩千一百多年來無人提及的,即出現了文化上的斷層。

澄清对简帛本《老子》的误解

在传统经典中，《老子》一书引出的争议最大。

助力辞书编修的简帛医书字际关系考辨

本课题将简帛医书假借字进行量化研究,梳理并考辨了假借字的字际关系,以期对《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简称《大字典》)有关假借训释的修订有所补益。《大字典》是当今规模最大、收集汉字单字最多、释义最全的一部汉语字典,可以说代表了目前汉字整理的最新成果。作为一部大型语文辞典,为强化其时代性,提高其权威性,在使用一定时间后应吸收研究新成果对其进行修订。

从出土简帛医书看上古汉语晚期词汇复音化进程及动因

上古汉语早期词汇在先秦以单音词为主,到中古魏晋时期复音词已大量存在。从秦到西汉末年是汉语史上古到中古的过渡阶段,可称为上古汉语晚期,是汉语复音化进程加快的重要转折期。对成书于这一时期的17种简帛医书文献中的单复音词进行穷尽性考察,统计描写简帛医书词汇系统内部单复音词词性分布、使用频率等方面的差异,并与甲骨文、金文、先秦两汉传世文献进行比较,从简帛医书复音词的新词新义角度共同探讨汉语复音化进程及动因问题,得出如下研究结论:其一,从复音化进程来看,上古汉语晚期复音词数量激增,单音词已非新词产生的主要形式;其二,当时复音词虽然在数量上逐渐占优势,但单音词从使用频率上看仍处于词汇系统的核心地位;其三,从语言内部发展规律来看,汉语词汇的复音化最早是从名词开始的,根本动因在于意义表达的需求。

试论出土先秦简帛文献的“牛”

出土先秦简帛文献记有的农业资料是先秦农业及其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但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结合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记载,搜集整理出土先秦简帛文献所记的牛的资料,具体分析其中疑难文字的形音义,逐一探讨“■”“戠牛”“■”“■”等不同称法的牛,阐释总结牛的社会功用,以期为出土先秦简帛文献、先秦农业史和先秦农业科技史等研究提供借鉴。

中国西北地区出土汉晋帛鱼探析

敦煌与塔里木盆地的汉晋烽燧、墓葬遗址中出土了多件帛鱼。根据共出物品可以判定帛鱼是汉文化产物,其在中国西北地区流行与中原王朝经略西域有关,当地食鱼的习俗则是内地鱼文化西传的现实依托。结合汉文化中鱼的意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背景,帛鱼可能具有祈求生育、符瑞、辅助升仙等功能。塔里木盆地出土帛鱼均来自较高等级墓葬,彰显了西域族群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也以考古实物证明了西域自汉以来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江早期水文化及其特征探微——以简帛所记楚地为例

楚地是长江流域早期文化的核心区域,长江决定了水对于这个区域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意义。楚地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形成了丰富的水文化现象,这其中包括了对水的崇拜和相关的社会习俗。对水和楚地文明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我们理解长江文明,进而理解中华早期文明有重要的意义。楚地有关水文化的记载多不见于传世典籍,而大量记录于简牍帛书中,因此简牍帛书的钩沉不仅可以补充既有文献的不足,同时也可以从中窥管到更为细致可靠的其时社会中水的观念、习俗、行为和治理等,还原当时的社会风貌,故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通过对简帛文献相关记述的梳理,我们也可以看出楚地早期的水文化在特征上和后面的水文化较大的差别在于,当时的人们所关注和实践的水文化总体来说还是人和自然之间的根本关系,也就是对于世界与生命的来源、人类如何获得更强的生育能力和身体机能以延续生命、如何维持人类的生计三个方面,以此形成早期楚地的水文化体系。

试论简帛《五行》的成德工夫路径

简帛《五行》篇中的成德工夫路径,是人依据自身本有的德性成就圣人境界的中间环节。在身心关系方面,《五行》的“慎”“独”应作全新的理解:“慎”是指心中德之五行间的关系,“独”是指生理之身与道德主体之心的身心关系,以此为基础,《五行》篇形成了“身为心役”思想认识。《五行》以“气”将身心内外连接起来并将先天本有的德性动态地实现出来,将“德气”作为兼具价值与物质、形式与质料的统一体。《五行》中的“思”不是认识,而是向内心进行道德反思的工夫修养方式。身心关系、德气说与“思”共同构成了《五行》完整的工夫论体系。

百花齐放与多途发展:由新出简帛文献看战国史学的多样化编纂特征

战国史学,历来被划到先秦史学的框架中而被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童年阶段。然而近四十年来大量简帛文献的整理和公布,显示出战国史学编纂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和多途发展的态势。其中“事语类”史书数量最为丰富,反映出“记言”“记事”已成为春秋以来史书编纂的主流趋势。清华简《系年》开创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具有纪事本末特色的历史编纂方式。天文、地理、礼仪、谱系类的编纂,则是战国史学分化的具体反映。战国史学编纂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成熟的气质和多样的面貌,得益于战国“史家”这一家派的贡献。新出简帛文献显示,战国史学已经走出了单一的以《诗》《书》载史的模式,分化成不同类型并具备一定体例的专史,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史学成果。多样化,正是战国史学整体面貌的突出特点。

简帛医书所载皮肤病及治疗方法探略

简帛医书记载了较多皮肤病类型及治疗方药,其所载皮肤病可分为感染性、物理性、动物性、过敏性、色素性等五类,包含了“■、螟、肤疽、夕下、大风、大带、白?、爒”等古病名。皮肤病治疗方法包括外治法、内治法、祝由法三类,其中以外治法为主。外治法重在清外邪,内治法重在补正气。系统梳理简帛医书皮肤病及其治疗方法,可以管窥秦汉时期皮肤病的诊治水平,有助于完善早期皮肤病病史研究,也可为现代临床治疗皮肤病提供新思路。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校读札记

《刑德》甲篇“德徙土”“(刑)居木”应改释为“德居土”“(刑)【从水】徙木”,离【=(离,离)廿(二十)岁而复并居】水”应改释为“离行【十六岁而复并居木,廿岁复并居】水”,“有胜日”应改释为“十胜曰”,“【(刑)、德】以子徙”应改释为“【六康曰:】以子徙”,“倍(背)(刑)德,益”应改释为“逆(刑)德,胜”,“日之奇□□□□伐国□□□□□胜之”可补为“日之奇□以为□伐国,地之,逆刑德,胜之”。此外,本文缀合了《阴阳五行》乙篇《刑日图》的两块帛片,发现了《五行禁日》中被误剪的“斩”字,找到属于该篇的六块残片。

先秦两汉简帛医书中和思想探析

中和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是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从先秦两汉简帛医书中有关生命之气、天人关系、妊娠安胎、疾病治疗等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早期中医药文献中已蕴含中和思想。“摄气致中和”从“气”的角度出发,通过“药气归中”“节气以和”的方式达到人体的平衡和谐;“天人需中和”以“天人关系”为维度,遵循“环境需中”“时间需和”的法则,追求人体与天地的和谐;“母胎安中和”谓子母一体,孕妇遵守“母胎为中,静安为法”“母胎皆和,舒乐为要”的原则,能够母体安和,胎儿稳健;“治疗达中和”基于“不和”为病因认识上,提出“调和诸药”“治达中和”的方法,使人体达到中和的状态。从“摄气致中和”“天人需中和”“母胎安中和”“治疗达中和”四个方面探讨先秦两汉简帛医书的中和思想,以期促进中医药文化溯源研究,为中医药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研究提供文献上的支持。

出土秦汉简帛经方的流传脉络与发展

南北朝时期的《范汪方》《深师方》等方书保留了不少与出土秦汉经方高度一致的药方。通过对读出土秦汉简帛经方文献与传世方书,发现形成于秦汉时期的经方并没有完全失传,其精华已悄然汇入经方医学的历史长河,滋养着后世经方医学的发展与创新。经方本身关系到文化积淀与历史传承,是组成民族记忆与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出土经方重要性的一个体现,恰恰在于其与传世经方是一脉相承的,从而为印证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延绵不断,提供了医学上的证据。

出土秦汉简帛书信称谓词之曲指敬称研究

曲指敬称是书信中独具特色的称谓词,相比其他称谓词语更能显现汉语词汇委婉含蓄的表达特色和对受信人的恭敬之情。全面调查和统计出土秦汉简帛书信中曲指敬称的使用情况,并对比前后不同时代的传世文献,可以发现秦汉书信独树一帜的语言特色。正确解读这些具有谦敬色彩和委婉风格的敬称词语,探究其产生及消亡的原因,不仅对大型辞书的编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对感知书信中蕴含的浓郁情感以及体认汉代礼仪文化均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简帛医书方药文献的辨证用药特色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色与精髓,简帛医书方药文献已有较多运用辨证论治诊疗疾病的用例。综合考察简帛医书的辨证加减用药情况,主要体现在随证加减药味、随证增减药量、药味与药量均有增减三方面。比较简帛医书方药文献与《伤寒杂病论》辨证用药内容,两者相同之处在于都运用病证结合的辨证论治模式,均使用脏腑辨证、八纲辨证等辨治方法,部分治则、治法相同;两者不同之处在于简帛医书方药文献病证结合辨治模式的应用不及《伤寒杂病论》广泛,辨证论治方法不及《伤寒杂病论》全面与完善。简帛医书与《伤寒杂病论》在辨证论治模式、辨治方法以及治则治法方面各有异同,反映了早期医书辨证用药的发展痕迹。

基于先秦两汉涉医简帛文献的早期形神思想研究

战国清华简《五纪》将三十位神祇与人体各部位进行结合,是目前中医形神思想最初的模型。马王堆帛书《胎产书》以五行理论,阐述母体受孕后胎儿逐月发育,体现了早期中医对于胚胎发育的认识。张家山《脉书》提出“实四肢而虚五脏”的观点,是西汉医者对身心健康的独特理解。张家山《引书》中“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彭祖之道”,是《黄帝内经》“调神”思想的源头之一。天回医简《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是目前唯一以“精神”为题名的一部出土医书,其记载“太上石神”之论,与《黄帝内经》“一曰治神”的思想高度一致。

“比”:从生活世界通向道德世界的桥梁——再论简帛文献的先秦儒学诗学传统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孔子诗论》是一部专门的诗学文献,其中“比”作为重要的阐释方法,在使用过程中既有显性的如“譬”“拟”“喻”“犹”等方式,亦有隐性的如“亲切譬喻”“类比取义”等方式。“比”通过诗文的生活世界,架构了通向孔门儒学道德世界的桥梁。帛书《五行》中列举的“目而知之”“譬而知之”“喻而知之”等,同样具有“向善”的道德属性。孔门诗学中这些“比”的具体方式,与“兴”共同构成了先秦儒学诗学传统中的经典阐释方法。

基于秦汉简帛医药文献分析张仲景对早期经方医学的继承与创新

通过比较张仲景学术相关的出土简帛医药文献与传世医药文献,从“善诊脉明气候,以意消息之”的角度,论述张仲景的学术特征及其对早期经方医学的继承与创新。“善诊脉”论“诊脉”,张仲景之前,诊脉是经脉医学的特征之一,而经方医学甚少诊脉;“明气候”言“望色”,色脉诊是经脉医学的特征之一。陶弘景用“善诊脉明气候”暗示张仲景将经脉医学的色脉合参之法引入经方医学,以指导经方施用;并“以意消息之”,在药味、剂型、剂量等方面,张仲景对早期医方作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变丸散方为汤方,临床中大规模使用汤方,规范汤方的药物剂量,灵活加减化裁汤方等,以应对变化多端的疾病。

基于样本分析的黔东南苗族帛锦绣与汉族铺绒绣比较研究

基于现存刺绣样本,探究帛锦绣与铺绒绣这类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刺绣技艺之间的关联性及差异。通过文献分析、样本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帛锦绣与铺绒绣的针法工艺、组合技法、应用载体、纹样题材与绣面风格、色彩搭配五个方面展开分析。总结了黔东南苗族帛锦绣与汉族铺绒绣之间存在极强的关联性,具体为,二者在针法技艺方面完全相同,形成的绣面几何图形大同小异;组合技法、应用载体、纹样造型和绣面风格、色彩搭配等方面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别化。通过两种刺绣技艺比较,论证了民间刺绣技艺之间的跨文化互动性,在不同的地域环境、民俗生活等因素影响下,各技艺间产生了交流、融合、文化异化,从而形成本土典型的符号特征,最终与“被借鉴者”产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