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转向”述评——兼论帝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

20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掀起所谓“帝国转向”,即关注现实和历史上的帝国,书写“新帝国史”并带动帝国史全面复兴。这一“转向”的产生,既因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在弱化,世界面临一系列重要的新问题;也因为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文化史等思潮的影响,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解释历史上和现实中帝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帝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常常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大国。历史上的帝国在国内治理和对外关系上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有的仍然值得借鉴。由于这一波帝国转向与美国的行为越来越表现出帝国的特点密切相关,所以当前的帝国热可说是密切围绕未来民族国家的命运和世界演变趋势展开的,值得我们关注。帝国史不等于世界史,弄清它与世界史的关系,会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人类文明的演变脉络。

民族国家视角下的帝国——约翰·西利的国家观念及其英帝国史研究

19世纪末,英国舆论界中关于帝国团结的论调日渐高涨。约翰·西利以书写英帝国史的方式参与到了讨论当中。西利的英帝国历史叙事建立在他所持的国家观念上。他指出英帝国是有机国家,联邦制是适合英帝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未来的英帝国将会是仅包含本土与移民殖民地的统一民族国家。西利的论述并未限于学理层面,而与政治行动相关联,并成为了"帝国联邦运动"的思想资源。从地缘政治构想角度看,他的观点虽未能收获时效,但依旧为后来者思考后帝国时代英国的走向提供了灵感。

英帝国史的起源、发展与近代中国的互动

英帝国史在19世纪末兴起,对全球史、帝国史和中国史的学术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帝国本体和其自治领与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网络成为钻研现代全球史的关键线索,其研究成果成为各国历史学家必要的知识储备。但是如果只阅读研究成果,而不从撰写者和学术机构的角度了解其脉络,常常无法深入体会其内涵与学术关怀。因此,本文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英帝国史讲席教授席位的设置角度切入,探讨这些学者编纂《剑桥英帝国史》和《牛津英帝国史》的过程,并辨析在编纂完《牛津英帝国史》后,奥斯特海默提出的三条帝国史理论研究路径,以及“非正式帝国”概念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应用。基于上述帝国史学术发展脉络,最后思考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可以从英帝国史研究中获得哪些借鉴。

网络:一个有用的殖民医学史分析范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历史学“全球转向”趋势的影响下,网络概念不仅拓宽了帝国史的研究视野,还被应用于帝国全球史视域下的殖民科学史研究,从而对中心—边缘或宗主国—殖民地的二元分析框架提出挑战。作为与帝国史和殖民科学史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殖民医学史同样受益于网络路径。该路径具有以下研究特点:强调帝国网络的多中心特质;关注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共生关系与双向互动;探讨医疗人员、理念、技术、政策等在同一帝国各殖民地间的流转;着眼不同帝国、国家或地区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协调与竞合;将人与事物的流动及流通作为帝国网络的关键要素;突显殖民医学的地方性维度。网络路径的殖民医学史有助于将同质而单一的帝国医学图景复杂化,但也存在对网络定义模糊、泛化网络的流动性与关联性、遮蔽网络内部不平等权力关系、淡化殖民医学霸权色彩以及忽视本土特性和土著声音等局限。近年来勃兴的全球微观史融通历史分析的宏观与微观尺度,从具体行动者之间互动交流的角度发现跨文化背景下地方情境的独特性,能够为弥补上述不足提供行之有效的思路与方法。

“新帝国史”:西方帝国史研究的新趋势

帝国史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出现于19世纪末的英国。20世纪上半叶,以《剑桥英帝国史》为代表,确立起一种关于英帝国史的宏大叙事,以宗主国为中心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扩张来解释帝国史。这种叙事在20世纪末的《牛津英帝国史》中仍然有所体现。帝国史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去殖民化浪潮中一度衰落,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出现了复兴和发展,并在后殖民理论、新社会史、妇女和性别史、新文化史、全球史等思潮影响下出现了"新帝国史"。在这种"新帝国史"中,性别、种族、文化、身份认同、互动网络等成为理解和解释帝国的重要维度,尤其是让殖民地人民"说话"和去宗主国中心化,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以宗主国为中心的传统帝国史叙事,但这一任务的完成有待非西方学者的参与和努力。

环境史视野下英帝国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路径转向

环境史视野下的英帝国史研究关注英帝国殖民扩张活动的环境基础与生态影响,其问题意识和路径转向与英帝国史学和环境史学的发展脉络紧密相连。该领域学者最初侧重论证全球环境主义的帝国起源,后来转向分析英帝国环境话语、殖民活动的物质前提及其对殖民地环境的影响。其研究主题也从环境观念与殖民科学延伸至资源开发、商品边疆、城市规划、疾病卫生等内容。近来有学者提倡采用“生态-文化网络”视角,从空间网络、物质与文化联系以及能动性三方面重新思考英帝国环境史。既有研究展现了帝国语境下全球环境观念的演变,也揭露了殖民主义深远但隐蔽的环境影响。它们使学界对英帝国的认识从“仁慈帝国”转向“自然帝国”,超越了所谓“帝国文明传播论”或“帝国和平论”。未来学界仍需从帝国权力结构、时空范畴以及历史能动性等方面推进研究。

破除长期封建社会说建立中华帝国史发展体系

The author states tha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there are two trends in historical study in China.The one is the frame of five productive forms with the key theory of long term feudal society,the other is the trend absorbing the rational composition of western history study represented by the Annales school,and building new Marxist history system with the core of breaking with the long term feudalism.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history from multinational state,economic development,commercial economy and city,opposites the long term feudalism,and explains why commercial economy did not develop capitalism in China .

叙述世界:英国早期帝国史脉络中的世界秩序观

本文透过赫尔曼·梅里维尔、约翰·希里、休·爱德华·伊格尔顿和雷金纳德·库普兰的帝国史书写,着重讨论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叶英国帝国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并试图从帝国史发展的学术脉络中透视这一“帝国世界观”的构成问题。本文希望将帝国史脉络中展现的那种对于帝国秩序普遍性的信心重新历史化,并将帝国史作为一种从帝国扩张历史中发展起来的认识论来理解。本文希望表明,帝国的世界论述及其普遍性不仅仅体现在它对同时代世界秩序及其原理的宏大解释欲望上,更体现在它整理、裁剪、编织乃至神化过往时间的历史主义冲动之中,以及基于这种历史主义而倒推出的“帝国理性”及其对预测人类社会整体未来发展能力的非凡信心之中,而这种秩序观的核心是种族中心主义的。

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世界帝国丛书》总序

:用历史交往论 ,对世界帝国的兴衰史和文明交往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作者认为 ,要想深入了解世界历史 ,不可不了解世界帝国和文明的兴衰荣辱史 ,因为每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 ,其历史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其历史经验教训更有普遍性 ,所以其借鉴性强。此外 ,本文作为由三秦出版社筹划已久的 ,即将陆续面世的《世界帝国丛书》各卷前的叙意 。

书写帝国——西利、卢卡斯、艾格顿与英帝国史

自19世纪末开始,西利、卢卡斯与艾格顿相继注意到了英帝国的历史,但是三人的英帝国史书写并非处在同一个学术与政治脉络当中。西利支持帝国联邦论,把国家当作历史学研究最主要的对象,认为英帝国就是英格兰国家的扩大,其撰写英帝国史仅是延续了以往清理麦考莱史学遗产,重整英国历史学的思路,所以他没有开辟新领域的自觉意识。英帝国史的学科化与普及化得益于帝国联邦论没落后出现的帝国研究热潮。卢卡斯与艾格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可以被视为奠定英帝国史研究与教学框架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的英帝国史书写中个人的角色及道德说教的意味更加明显,而这与其证明英帝国是一个"好帝国",维护帝国统治正当性的意图有关。

英帝国联邦的“愿景”与帝国史叙事——读西利《英格兰的扩张》

面对殖民地和帝国问题在19世纪后期英国的日益凸显,西利在《英格兰的扩张》中通过对英国现代史的重构性叙述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西利不仅将英国现代史叙述为一部帝国史,认为帝国的成长而非围绕宪政自由之斗争才构成英国现代史最根本的线索和主题,而且还把英帝国从性质上界定为现代技术条件下的一个巨型民族共同体,或者说是英格兰民族性在全球的延展。基于民族性这一原则,西利得以为英殖民帝国的维系作出合法性辩护,并由此主张用联邦制来更紧密地整合英国的白人殖民地。但同时,民族性也构成西利所主张的"帝国联邦论"的限度,从而将印度排斥在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英帝国联邦之外。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史学贡献

作为具有批判精神的启蒙史学家,吉本在书中有许多新观念、新思想。吉本把孟德斯鸠等先辈开创的启蒙史学发扬光大,理论之光烛照了史学的黑暗。能寻找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找出内在的关联性。吉本的垂训史观脱离了低俗,显示卓尔不凡。揭穿了宗友的神秘面纱,敢于闯荡教堂奥秘。揭示宗教的本质是人不是神。人类创造了宗教,塑造了神,神又愚弄了人类。把宗教神秘、神圣化是人类的一大错误。吉本初露民权民治思想具有前瞻性意义。《罗马帝国衰亡史》不仅是罗马帝国历史的最权威著作,而且在史识与史学思想上都为世界史坛做出重大贡献。

蒙古帝國史與西方蒙古史之研究述評《蒙古人》中譯本序

美國學者戴維·摩根在多年教學與研究基礎上,出版了《蒙古人》一書,影響深遠。在本書中,他既對世界上現存各種文字有關蒙古帝國歷史的史料,給予了充分介紹,又結合叙述蒙古帝國的興衰,重點評述了西方蒙古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及其主要學術觀點,將歷史發展與學術動態結合起來叙述的方式,相當獨特,本書成爲西方各大學廣泛使用的教科書。不過,書中忽視了中國、日本等學者的研究,又無視蒙古帝國同時代其它國家的反應,加上作者對蒙元史的了解也相當粗淺,乃其明顯的不足。儘管如此,本書依然是了解西方蒙古帝國史研究動態極其重要的參考書,受到國際學術界普遍贊賞。

英帝国史书写还在为殖民行径辩护

英帝国史的历史叙述流露着强烈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种族中心主义意味。在如何处理殖民帝国在扩张过程中的罪恶与残暴这一问题上,剑桥大学希里教授在19世纪后期聚焦于废奴运动,认为废除奴隶是"自由贸易"发展后的历史必然。

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以中亚地区为例

俄罗斯帝国的边疆形成过程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段,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波罗的海沿岸、尼曼河—维斯瓦河—第聂伯河流域、黑海—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在不同阶段逐渐成为其边疆。大致以19世纪30年代为界,其边疆治理在此前主要因循王朝传统,即以对沙皇的效忠为纽带,形成不同地域、阶层、宗教、语言和习俗人群的联合。19世纪30年代之后,王朝传统所依托的政治经济基础受到工业革命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强烈冲击。以19世纪中后期成为边疆的中亚地区为例,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既面临全球市场扩张带来的新挑战,也获得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治理手段。传统的帝国史研究范式强调“从帝国到国族”的单向线性历史进程。俄罗斯帝国的边疆治理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反思这一范式的案例。

帝国叙事与英国环境史研究主题

获取殖民地进而控制环境乃是英帝国主义的重要经济支撑。帝国主义使英国控制了数百万公顷的农田,占有了不计其数的各类自然资源。在寻求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英帝国促使植物、动物及商品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造成了空前的生态破坏与剧烈的环境变化,由此也促成了许多现代的观念和学科,而我们今天正是透过它们来理解自然。鉴于自然资源的使用与作用在英帝国中举足轻重,对帝国环境史学进行概述,检视其中的能动性、规模与交换等议题便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浅谈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认识价值观——以《罗马帝国衰亡史》为例

每一阶段,人们所追求的历史认识价值现都是特定的。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由于缺乏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自身的认识,对死亡十分恐惧,于是"灵魂不灭"成为他们的核心观念。古代文明社会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神的局限性,开始"重人事轻鬼神","真实的人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点可以从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到了中世纪,上帝成为一切之中心,人世间的一切都只为论证"神意的真实",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便是最好的说明。经历了文艺复兴,人性的真实"重新得到重视和歌颂。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运动,那么这一时期,历史学家著书立作追求的又是什么呢?本文以启蒙运动时期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为代表浅析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价值观。

浅谈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认识价值观——以《罗马帝国衰亡史》为例

每一阶段,人们所追求的历史认识价值观都是特定的。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由于缺乏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自身的认识,对死亡十分恐惧,于是"灵魂不灭"成为他们的核心观念。古代文明社会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神的局限性,开始"重人事轻鬼神","真实的人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点可以从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到了中世纪,上帝成为一切之中心,人世间的一切都只为论证"神意的真实",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便是最好的说明。经历了文艺复兴,上帝遭到无情的严厉批判,"人性的真实"重新得到重视和歌颂。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运动,那么这一时期,历史学家著书立作追求的又是什么呢?本文以启蒙运动时期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为代表浅析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价值观。

战后日本历史学中的“大正民主”研究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出现了"脱战后体制"的思潮和变革。与之相呼应,世纪之交的日本史学界也出现了对"战后历史学"进行检讨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现代历史学"的动向。以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回应为考量"大正民主"运动性质的试金石,战后日本史学界对"大正民主"的研究大致可分为消极评价、积极评价以及相对评价三个时期。这与战后日本史学的整体发展阶段基本对应,而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大正民主"研究正是日本"现代历史学"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当代日本的历史研究者的历史认识及其对自身所处时代的问题意识。其中,他们强调战前与战后的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的"帝国史"视角尤为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