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对其霸权的把持:帝国式生活方式及可能的替代方案

批判性社会科学在概念化和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变革和危机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帝国式生活方式”概念的提出,是为了把握某些历史和当下的矛盾,强调当前时代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即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及其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关系。早期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要求在全球范围内不平衡地攫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其结果是生态系统的破坏、生态陷阱的过度扩张、许多国家的高失业率和不均衡的劳动分工。发达资本主义需要一个欠发达或非资本主义的地理社会“外围”,从中获取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向其转移社会和生态负担,同时获得有偿劳动和无偿服务。这种秩序在无数有组织的生产和消费行为中被正常化,使得受益于这种秩序的人看不到它的暴力性质。笔者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提出“团结的生活方式”以代替这种“帝国式生活方式”。

“帝国式生活方式”:布兰德分析生态危机的新视角

基于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深刻认知,布兰德提出"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概念来揭示霸权性政治对社会和自然的影响。"帝国式生活方式"是深深植根于北方国家并迅速扩展至南方国家日常生活实践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作为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帝国式生活方式"揭露了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真正原因,分析了从根本上克服全球生态危机的障碍和全球区域间生态不平衡的原因。布兰德认为想要真正克服生态危机,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就必须要超越"帝国式生活方式",实现社会生态转型,走向"团结的生活方式"。作为分析生态危机的视角,"帝国式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地完善。

全球环境政治与帝国式生活方式——复合危机中国家—资本关系的表达

为了理解资源和能源密集的现实日常实践的持续存在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态后果,本文引入了被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所确证的"帝国式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帝国式生活方式主要基于无限占用资源、劳动力和对全球"污水池"的过度利用要求。在复合危机的现实构型下,它有助于维护北半球发达国家的社会稳定,也为南半球的许多社会提供了支配性的方向。同时,它还把全球环境政治带入严重的危机之中,造成了就自然资源和"污水池"而言的(新)帝国主义战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式生活方式既使得危机更加严重,又使得危机在社会和空间有限的维度上能够被应对。因而,这个概念有助于理解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的现实构型既持续存在又发生危机,也能帮助我们辨识反霸权斗争的起点。

绿色经济、绿色资本主义和帝国式生活方式

"绿色经济"同"低碳经济"概念和"绿色增长"战略密切相关,致力于摆脱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下的深刻功能性和合法化危机,并形成一个社会、生态和经济的共赢局面。笔者认为,鉴于当前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和主流性政治经济战略,绿色经济的目标遥不可及。绿色经济面临的阻碍,包括当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关系、以发展为导向的趋势及其相关的社会和政治促因、国家的紧缩政策、发展主义相关战略等。此外,还有一个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难题,即人们对社会—自然破坏性关系的理解和实践,即"帝国式生活方式"。

布兰德“帝国式生活方式”理论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布兰德提出的以资源掠夺和生态破坏为代价的“帝国式生活方式”理论在越来越多国家中盛行,帝国式生活方式被认为是引发与加剧全球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因而只有变革“帝国式生活方式”、构建起“团结的生活方式”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帝国式生活方式”理论不仅揭示了全球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成因以及在世界各国社会公众层面上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基础,提出了主要基于欧美国家现实背景的应对全球生态危机解决思路,还彰显了我国倡导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建一个清洁美丽世界倡议的重要性,表明了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存在多种难题与挑战,必须采取适当的进路与对策。

布兰德的帝国式生活方式理论及其局限

在当代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群像中,布兰德的帝国式生活方式理论是独树一帜的。帝国式生活方式是一种霸权性生产、分配、消费方式和文化范式,它产生于对全球资本主义外部空间的持续剥削,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变革构成了严重阻碍,唯有实现一定的社会生态转型才能实现对其的超越。布兰德帝国式生活方式理论因缺乏阶级分析立场、忽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源,以及囿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道路选择而显示出批判与重构的局限性。只有坚定不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生态危机,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问题。

常态化生活实践与霸权话语:帝国式生活方式

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经由隐蔽性途径渐趋“普世化”。乌尔里希·布兰德以此为切入点,引入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概念,指认其是加剧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症结所在,并寄希望于通过“社会生态转型”——社会公正与生态永续双重向度来消解危机。在他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然受到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影响,绿色资本主义的虚假方案无力扭转危局,亟须通过社会生态的全面转型走向历史性替代资本主义的“团结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批判性概念,布兰德用“帝国式生活方式”重释了危机根由,拓展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域,成为中国引领全球社会生态转型制度优势的有力证明。

作为可持续政治主要障碍的帝国式生活方式

目前关于“大转型”的争论有助于凸显社会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和深刻变革社会的紧迫性。然而,迄今为止它还没有对导致这一危机的社会原因进行批判性分析,或者说并没有正确阐明当前趋势的不可持续性本质。正因为如此,引入“帝国式生活方式”这一概念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能够揭示不可持续的社会关系得以再生产和掩饰的机制,也可以阐明这一机制所蕴含着的内在矛盾,而这种矛盾一旦被政治化,一种根本性的社会生态转型就会随之出现。

气候危机与社会学习

本研究首先回顾历史背景,探究教育与社会学习之间的关系,提出两者的内部关联主要体现在“自主性”概念上。其次,从公众感知和政治行动的角度回顾了气候变化/气候危机的历史,探讨知与行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缘由并明确指出其集中体现在“帝国式生活方式”上,且以这种方式投射到学习过程中。由此,本研究解释了为何应将“社会生态转型”而非“生态现代化”视为更好的危机应对的方式,并阐释了社会生态转型所衍生出来的必要条件。最后,研究将所有的焦点引向社会学习,以期重新获得社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