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秩序与文学关系——前《楚辞》时代屈原赋的传播、诠释与接受

长期以来,屈原赋成为聚讼之的,关于作者、作品真伪争论不休。回到历史场域,坐实早期屈赋接受史,有利于避免在原始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各说各话,臆测推论。该文从学术史角度,界定概念,正本清源,从最初楚文化的政治影响以及刘安、司马迁对屈赋人、文不同侧重关注与诠释内容,讨论屈赋传播所反映的帝国秩序与文学关系。依据史料,我们可以肯定刘安为《离骚》作传,但通过文本细读与社会学分析,可以发现他的《离骚序》是“以意逆志”,为我所用,完全是道家的内涵。司马迁以文传人,做到了“知人论世”。但与其说他是在写史,不如说他在诠释屈赋。诠释过程中挖掘屈原非儒非道的“怨愤”态度,是对人生的质疑,也是司马迁独立思考与个性体现。虽然他们的诠释存在不足,但与大汉帝国秩序密切相关,他们开启了后世屈赋(包括《楚辞》)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帝国意识与舆论宣传(1763—1775)

美国独立革命可以上溯到18世纪上半叶英法在北美争夺殖民地时期。特别是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后美英矛盾激发,并逐渐向反大英帝国革命的方向演进。在1775年独立战争开始前,为了突破基于代表权、自然法或宪法争取殖民地身份与利益的困境与局限,殖民地精英通过舆论宣传,将帝国胁迫和无代表权征税所带来的危机,与奴隶叙事话语、帝国腐败与堕落话语、家庭政治话语相联系,从而将法律、政治权利争取问题转化为更广泛的文化领域问题。定居殖民者通过系统建构反父权制的暴政修辞,解除帝国“核心—外围”关系,并以陷入殖民化的危机感来加强松散殖民地情感共同体的形成,为发动独立战争奠定了舆论基础。

向东方的转变:英第一帝国后期秩序的重建

从光荣革命到北美独立战争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时期,第一帝国的特点是重商主义。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虽失去了北美殖民地,但通过工业革命走上了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也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和实力最强的国家,英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完全能够控制全世界的贸易,自由竞争更能使英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英国适时地改变了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更多地接受了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思想,开始了帝国秩序的重建,帝国的重心由美洲转向东方。虽然旧帝国和新帝国追求的都是对外贸易和经济利益,但采取的帝国政策迥然不同,第二帝国逐渐形成。

大西洋立法者之争——从《航海法案》看英第一帝国秩序的变迁

本文试图通过"立法者"的进路,以大西洋秩序的两次立法者之争为线索,以《航海法案》为分析文本,对英第一帝国秩序的变迁进行解读。第一次立法者之争在英荷之间展开,本文据此剖析英国对大西洋经济秩序的构建;第二次立法者之争发生在英美之间,本文围绕《航海法案》在北美的实施与最终的革命,探讨帝国秩序的瓦解;最后一部分则在前文的基础上,探析海洋帝国所蕴含的"商业"属性与"自由"内涵。

从三强并立到帝国秩序——西汉时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

兼用政治学与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可以得出结论,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整个西汉时期,东亚地区既不存在朝贡体系,也不存在两极格局。准确地说,这两百年中,东亚政治形势呈现出从多国并立到汉帝国统治其余的演变趋势:从公元前200年左右开始,直到公元前110年左右,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东亚地区乃是多国林立,匈奴、西汉、南粤三强并立的政治格局。随着武帝朝汉廷战略能力的不断提升,汉借由强化内部统治、组建和维持超大规模的战略征伐力量,接连战胜另外两大地区霸权匈奴与南粤,在汉廷周边开始了大规模且基本不受阻挡的帝国扩张,陆续取得对南粤、西南夷、朝鲜、西域诸国和匈奴的帝国统治权。汉廷独大、汉帝国不断战胜、帝国权势急剧扩张,这便是从大约公元前110年至公元前36年之间整个东亚所呈现出来的基本政治特点。而从公元前36年往后直至西汉政权结束,汉帝国统治已经完全覆盖整个东亚地区,帝国秩序由此形成。汉廷战略能力的急剧提升正是这一演变的直接推力。

重新审视柏克的政治思想——构建大英帝国的内外秩序

柏克参与了英国政党精神的再造,并独具匠心地围绕英国宪法构建出了大英帝国的内外秩序。在他的政治观念中,秩序永远是第一位的,自由是有限度的。围绕这一思想,柏克构建了三种秩序。他把自然贵族构成的社会看作是自然社会演变的自然结果,这种社会秩序维系着人类的传统。他重塑了政党的组织原则,力主政党人士应超越个人利益和选区利益,为国家利益服务。他推进大英帝国秩序的构建,强调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监管角色,通过维护一种普遍的正义原则夯实大英帝国统治的根基。某种意义上讲,柏克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是一种自由秩序主义。

不列颠帝国及其当今的继承者——《帝国:不列颠世界秩序的兴亡以及全球性大国应汲取的教训》简评

2003年4月18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米奇科·卡库塔尼题为《一个强大的金球性大国及其显而易见的继承者》的书评,对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最近出版的《帝国:不列颠世界秩序的兴亡以及全球性大国应汲取的教训》(Empire: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ByNiall Ferguson.392 pp.New York:Basic Books.)一书进行了评述,认为该书是在为英帝国进行辩护,并实际上是在怂恿美国充当当今的帝国。其主要内容如下。

沃格林论“天下时代”的秩序转换

作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替代性理论,沃格林的“天下时代”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刻画了人类文明的秩序变迁:从“治出于一”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到“治出于二”的“天下秩序”。天下秩序的核心是精神与权力的分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宗教与世界帝国的对峙及其张力。秩序本性从“社会的宇宙化原理”转向“社会的人化原理”;秩序的担纲者从“前天下时代”集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帝王转变为文明的精神担纲者——圣贤、先知、哲人。这些转变的核心是“精神突破”,在具体社会不再能够承载生存意义的状况下,它指向以人的内在心性承受超越体验。

现代国际秩序的政治史学含义

随着中国的世界性崛起,我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越来越需要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地缘政治局势,“国际秩序”这个语词也随之成为学界和传媒中的时髦用语。问题在于,“国际秩序”是一个语义含混的政治语词。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如今的所谓“国际秩序”出自现代欧洲国际关系的历史建构,但显然不能说古代世界不存在某种国际秩序。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历史上唯一具有连续性的政治体所面对的国际秩序的历史嬗变问题,具有历史的独特性。要恰切理解中国的世界性崛起与当今国际秩序嬗变的历史性关系,清楚认识所谓“美利坚世界秩序”的道德含义,就必须破除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神话。

来自建筑景观中的城市影像——论洛阳建筑景观“上阳宫”与唐代诗人创作的关系

上阳宫作为唐帝都洛阳城的标志性建筑景观,承载了帝国运作于此的实用功能和帝国代表的象征含义。而唐人对它的关注以及对其意义的体认催生了独属于这个城市的文学题材和文学形象。上阳宫在唐代洛阳的城市发展变迁史中始终存在。洛阳的天子宅第地位赋予了上阳宫建筑帝王东巡驻跸的实用价值,同时也赋予了其王朝威严象征的特殊意味。这座精美的建筑是唐王朝帝国秩序的一种形制。唐人在对它的仰望中对这座城市的帝都地位产生了一种稳定而持续的心理状态,即对唐王朝权威的确认和尊崇。这种状态很难为外界的武力征服而改变。这使有关这座建筑的城市文学(唐诗)在中晚唐都打上了追忆的烙印。

《爱的发明》中的男性身体表征

斯托帕德的剧作《爱的发明》再现了诗人/学者豪斯曼的情感历程,同时展现了19世纪末英国的性别秩序。剧作中的男性身体表征为分析豪斯曼的性别身份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分析发现,豪斯曼通过发掘古典文献对英雄人物的身体表征来构建英雄同性恋男性气质,通过叙写同性恋者的身体遭遇对帝国性别秩序提出抗议。

何处是“京师”——高丽诗文中的“天下”想象与秩序变迁

“京师”符号反映了古代东亚人关于天下的想象,此种想象是在传统天下观念的框架内对中心-边缘权力与认同关系的设定。中国各个朝代的权力性质、统治方式、整体实力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了高丽人对“京师”因而亦是对“天下”想象的差异。“京师”话语的变化反映了高丽人在现实政治秩序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境下对天下想象的变化以及与此相随的认同变迁。

诗的没落与帝国的繁盛——《妻子与女儿》中的知识权力博弈

《妻子与女儿》是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最后一部小说,作品所呈现的现代性变革引发评论界各种解读,但对其理解仍受困于陈旧的方法。实际上,盖斯凯尔讲述的现代性变革的本质是印刷术与书籍普及影响下产生的两种知识生产体系的博弈,即浪漫型的知识生产与反浪漫型的知识生产之间的博弈。其中,浪漫型的知识生产以诗化表达、秘密与隐私叙事传达出一种具有颠覆性的个人主义诉求,它严重破坏了事物秩序和社会合法性,成为作者批判的对象;而反浪漫型的知识生产则以帝国的科考-殖民语汇、家政的法律与账簿叙事等知识论述建构出一种代表公共精神兴起的谱系学,它最终指向帝国秩序的巩固与认同。小说呈现的知识权力博弈是历史的文本投射,小说本身反过来又参与了帝国的观念构成。

亦正亦邪曹孟德

曹操,谜一样的存在。古往今来,众多文史爱好者,为他争论不休。英雄?奸雄?枭雄?可爱?可恶?可敬?莫衷一是。人生是一场修行,都在变化中成长。年少轻狂的曹操,曾妄想刺杀奸太监,就能天下清净;21岁的曹操,曾以为通过惩治权贵,就能恢复帝国秩序;26岁的曹操,曾觉得奋笔疾书、仗义执言,就能令昏帝王幡然悔悟;30岁的曹操,曾相信平定黄巾叛乱,就能永保太平;31岁的曹操,曾幻想大刀阔斧罢免贪官污吏,就能郡县清明;35岁的曹操,曾认为振臂一挥、应者云集,一战击溃董卓大军,就能中兴大汉。

从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争论看帝国整合的宪制难题

北美革命前期大西洋两侧的辩论,并不仅仅局限于"无代表不纳税",其中还有大量涉及对英国宪制传统和帝国权力结构认知的分歧。这些被主流政法话语所忽视的内容,恰恰关系到我们对第一帝国政治秩序本质的理解。而这些最终没有达成和解的争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本土与北美殖民地在国家(帝国)政治认同上的割裂,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整合在理论建构上处理的失败。因此,对它们进行剖析,不仅弥补了理解独立革命的另一个视角,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认识这些分歧背后所蕴含的大国(帝国)整合的宪制难题。

日本的国际秩序观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国际秩序对于中日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含义。本文历史性地回顾了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将其发展演进划分为五个阶段。日本从17世纪初开始,逐渐脱离中国主导的朝贡秩序,并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一个次区域体系——大君秩序;此后随着西方打开日本的国门,日本快速学习西方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推进工业化,并加入了西方的队伍,彻底瓦解了朝贡秩序;"一战"以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日本谋求独霸亚洲,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秩序构想,与英美主导的国际秩序模式形成严重对抗,直至"二战"中被战败;1952年随着《旧金山和约》的签署,日本重新获得主权,并成为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其国际秩序观深受美国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重新出现讨论日本与国际秩序关系的思想,但日本仍将自己定位在美国体系的支持者而不是对抗者角色。在上述五个阶段的秩序变化中,每个阶段的动力有所差异,日本在19世纪中期直至20世纪中叶的利用武力改变秩序的观念是西方帝国主义秩序的组成部分,是历史的糟粕。在美国体系中,日本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体系的支持者。因此,选择追随强者是过去四百年日本与国际秩序关系的基本特性,这一特点根植于日本的地缘和文化,日本难以真正独立,而是深受某一个时期国际体系中主导力量和秩序变换的影响。

“世界主义”景观与双重帝国边界上的都市社会

十九世纪下半叶，将外在景观内在化的都市建筑，诸如带拱廊的街道(arcade)、内部包含各类商店走廊展窗的贸易中心、世界博览会展厅(world expositions)、博物馆等等，开始风靡欧美各大城市如伦敦、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