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财政改革的限度与帝国财政转型的内因

清王朝时期,中华帝国的财政制度达到成熟的状态,表现在确立了以农户上缴田赋为主要收入以支持相对有限的财政支出这样的边界。雍正时期,在能君能臣的主持下,雍正帝实施了摊丁入地、清理民欠、火耗归公等财政改革。在这其中,摊丁入地、清理民欠在相当程度上是传统王朝中期改革的再现,而火耗归公则具有相当的理性特征。由于帝国制度的内在缺陷,如君权并非真正的公共权力,帝国财政存在着内在紧张等,因此,雍正帝财政改革存在着限度。由于这样的限度存在,一旦国家生存的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如大规模国家生存竞争对财政支出造成巨大压力,则财政的内在缺陷将成为推动帝国向现代转型的动因。

中国近现代财政转型的脉络剖析

近现代以来,中国财政转型经历了帝国财政崩溃、全能财政试验与宪政财政建设三次大变迁的过程。鸦片战争后,我国的帝国财政制度走向瓦解,民国时期试图进行变革但没有成功;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进行了全能财政的试验;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宪政化改革加快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在深化财政改革的进程中,需要持续滤去帝国财政的毒素,通过完善宪政财政程序以推进财政公共化,提高财政制度的长期效率。

责任伦理、权利伦理与中西方传统财政的现代转型

自秦至清的帝国财政制度是中华帝国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责任伦理是支持中华帝国财政制度构建、现实运行及近代转型的重要文化基因。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有别于西欧财政制度建构与现代转型时期的文化基因即权利伦理。两种不同的伦理,形成了中华帝国财政与西欧中世纪财政在制度构建、实践运行及现代转型时不同的方式与路径。今天,在继承责任伦理的基础上,中国需要在财政上反思从责任伦理引入的现代转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