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思路。

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 以科举制为线索

黄仁宇悖论描述了中华帝国组织形态松散关联但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矛盾特点。本文以科举制为线索,着眼于历史上中华帝国的观念制度来解读这一悖论,特别是这一松散关联组织形态的机制和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提供了观念一体化的组织基础,导致了官僚体制内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双向渗透和互构,国家与基层社会上下名与实的仪式性连接。这一观念制度提供了各地区、各层次间的同构性和相互关联,同时造就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僚组织。结束部分的"余论"指出,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型,从观念一体化转向为组织一元化,为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和新的挑战。

行政发包制与帝国逻辑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读后感

本文讨论周黎安"行政发包制"一文的研究风格和理论模型的前提假设,并提出进一步推进的意见和建议。在周黎安模型基础上,笔者针对效率与统治风险的目标冲突,提出了执政者在集权与分权间抉择的一个模型。最后,将"行政发包制"这一治理模式放在帝国逻辑的大历史背景上讨论其定位和意义。

周雪光的“帝国逻辑”:思想的演变与形成

周雪光的"帝国逻辑"思想整合了国家的逻辑、政府的逻辑和社会的逻辑三部分,其内容可以分为"名不副实"、"以名代实"、"名副其实"、"以实正名"四个阶段。其思想的主要特点涵盖了如下内容:呈现出帝国运作的动态循环过程;逻辑起点是国家一统体制的确立;"帝国逻辑"是三主体合一的逻辑;正式与非正式贯穿"帝国逻辑"的始终。"帝国逻辑"思想启发了学界的后继研究,但是其思想本身还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美元霸权的帝国逻辑探析

在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世界货币是国际资本的总代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产物,是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建构的基石。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以更大程度进行积累的手段。由于美元除了具有货币的一般矛盾外,还存在着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矛盾,所以美元主导下的资本积累需要采取“霸道”的方式。美元霸权的帝国逻辑是资本积累与帝国霸权进行联姻,服务于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化生产方式。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其内在的矛盾便愈发尖锐化,从而动摇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帝国便从此逐渐走上衰退之路,直至让位于其他更具制度优势的新兴强国。这是美帝国难以抗拒的历史命运。

“诸子问题”与帝国逻辑的演绎

诸子问题是先秦诸子学的内在问题意识,核心是探索天下秩序建构问题。围绕诸子问题,先秦诸子和后来的子学研究者在不断思考,演绎了思想史的主线。"诸子问题"作为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元表达,是我们理解自身的初始境遇,也是面对现代性的思想起点。"诸子问题"显示的中国传统智慧,能否在建构现代中国的过程中居于中枢(或者底座)的地位,保持其基本结构,这是最大的问题,也是一个迄今无解的问题。

家产官僚制与帝国治理逻辑——以《儒教与道教》为例

《儒教与道教》是探索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经典,也是一部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典范。本文试图梳理出韦伯理解中国社会构造的核心线索,并重点分析了家产官僚制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韦伯呈现的中国图像是以家产官僚制为核心的帝国体制。该体制由于高度重视行政安全,在制度设计上的分权制衡不当而衍生出一系列非预期后果。它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面临"有限集权与粗放行政"的悖论;其科举制诱导并强化了士人阶层的现实利益,进而降低了士人的道德自律;家产官僚制的膨胀而导致组织资源的单一,也特别有利于家产帝国扩大支配的社会基础。此外,宗族组织中的自然伦理关系以异化形式扩展到社会生活,从而束缚了个人的自由突破。基于此,家产官僚制有助于我们深入帝国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路径依赖。

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

本文在中国大历史视野下认识国家治理逻辑。在前半部分,以近年来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黄宗羲定律"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历史上税收财政领域中"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现象,解读其中折射出的中华帝国的治理困难和由此衍生的制度安排。在后半部分,则着眼于中国大历史脉络,提出三对(概念)关系——"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来概括中华帝国的治理逻辑,特别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存转化的核心地位,阐述这些关系以及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问题。笔者认为,当代国家与中华帝国面临着类似的治理困难,而且这一治理逻辑在当代社会中面临着深刻的适应危机。

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学”理论规划转向

新世纪以来,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理论一直是学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然而,近年来帝国理论遭遇了现实问题的冲击:次贷危机后的资本主义世界霸权与全球扩张面临挑战与冲突,帝国式世界主权的建构分崩离析。这一问题深刻影响了哈特和奈格里的整个理论规划,直接造成了其思想转向。而正是这一过去被忽视的转向使得他们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断”,走向了基于大众智能的解放的“生命政治哲学”。因而,我们必须理解哈特和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学”理论规划转向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联系,剖析当代“帝国”何以不可能的社会历史前提,在后资本主义境遇中推进当代的资本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