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西夏文藏传密续《胜住仪轨》题记再考——兼考大乘玄密帝师慧称

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胜住仪轨》是一部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密宗文献,目前学界认为西夏译本《胜住仪轨》题记中的藏文译者“丕啰纳乞哩底”是西藏历史上著名译经比丘玛觉·洛追扎巴(■,慧称)。通过进一步研究,笔者发现一位与玛觉·洛追扎巴同时期的普兰译师丕啰纳乞哩底(■),在师承、生活时间、法名、教法传承等各个方面与西夏文《胜住仪轨》题记中的“丕啰纳乞哩底”完全一致,因此,《胜住仪轨》题记中的“丕啰纳乞哩底”应指吐蕃译师普兰巴丕啰纳乞哩底。结合布达拉宫文库新发现的《帝师热巴传》里出现的普兰巴帝师的相关考证,有证据显示,普兰巴丕啰纳乞哩底(普兰巴慧称)就是普兰巴帝师,在西夏文献里被称为大乘玄密帝师慧称。

帝师考源

元朝帝师制度并非如流行的说法源自西夏 ,而是儒家“王者必有师”治国思想和相关职官制度的继承。据汉文典籍记载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思想和职官制度 ,就已经出现。至迟在西汉时期 ,“帝师”作为帝王之师的专门用语就已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广为应用 ,并明确记载于历史典籍。之后 ,直到元朝建立之前 ,史书屡见不鲜。这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一个生动实例。

再论西夏帝师

西夏政府效仿中原僧人的封号制度建立了自己较完备的僧人封号体系,任用吐蕃、天竺高僧担当帝师之职,总领全国佛教事务,充任功德司正,并参与佛经的校勘和译释等工作,为西夏佛教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笔者通过对西夏佛经和藏族史料的整理,对以往的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白马寺与元朝帝师关系述略

白马寺是汉传佛教史上的第一座寺院,对汉地佛教有着标志性的意义。靖康年间,由于金人的劫掠焚烧,白马寺被破坏殆尽。元代重修白马寺以及白马寺最终得到1600顷土地田产,都是在当时的帝师八思巴和胆巴上师的支持下完成的,充分体现了当时藏汉佛教水乳交融的和谐局面。除此外,白马寺的其他寺主和嗣法弟子也和其他几任帝师有不同程度的关系,这也是元代各民族文化间密切交流的结果。

夏鲁的元朝帝师法旨

本文在一九八八年第四期刊登了前部分,这期继续刊完。

和合共生——元代帝师与汉地佛教的关系

元代的帝师不仅仅作为帝王之师存在,也不仅仅是一个尊号,他们在管理西藏佛教事务的同时,也对汉地佛教进行了切实有效地扶持与管理,包括参与佛道辩论、褒奖和举荐汉地佛教人才、保护汉地佛教寺院财产和修缮白马寺等。在元代的十四任帝师中,对汉地佛教护持和管理最多的当属八思巴、吃喇思巴斡节儿、公哥罗师监藏班藏卜。帝师对汉地佛教的扶持与管理,得到汉地佛教界的高度认可和拥护,汉地僧人将帝师视为佛法之栋梁,皇朝之师范。

八思巴帝师造《略胜住法仪》研究

《大乘要道密集》中收录了一组直接与佛教造影像艺术有关的仪轨文书，它们是布思端造《大菩提塔样尺寸法》、“天竺胜诸怨敌节怛哩巴上师述”《圣像内置总持略轨》和“大元帝师发思巴述”《略胜住法仪》。这三部仪轨分别从造塔尺寸、圣像内置总持和胜住法仪，即开光仪轨等三个方面来解释造影像的步骤和规范，当曾对元代汉地建造藏式塔／像起过具体的指导作用。本文对八思巴造《略胜住法仪》（Rab tu gnas pa’i phyag len mdor bsdus）进行对勘、研究，冀借助藏文原本厘定汉译文文本，并追述此胜住仪轨的源流。

《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中的帝师与国师

克恰诺夫所著《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中共记述有4位帝师和13位国师。本文根据克氏在本书中所译经文题记和人名索引,对西夏的帝师和国师进行了整理和考订,并将其与我国学者所考订的西夏帝师与国师进行了对照比较。有助于我们彻底弄清西夏帝师和国师的有关情况。

元濬州天寧寺帝師法旨碑譯釋

河南濬县大任山元天宁寺原有碑一通。额书“大元帝师法旨之碑”，汉字正书。上截八思巴字音写蒙语，下截汉字白话译文。碑阴刊大伍山天宁万寿禅师宗派之圆，汉字正书，清嘉庆时，濬县知县熊象阶纂《濬县金石录》，

浅谈“落霞”系列小说中的“帝师”形象

二月河在“落霞”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最为出色的当属于伍次友、邬思道、方苞等人的“帝师”形象,这些帝师形象是明清历史演义小说中“军师”形象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才子”形象的结合体。在他们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正是通过伍次友等人的“帝师”形象,重塑了儒家思想至高无上的地位。

元朝帝师制度及其对元代政治的影响探微

出于进军四川解除后顾之忧与西藏的合作,最终演变为帝师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首次把西藏地区纳入中国行政版图,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一部分。并通过对西藏的有效地统治,推动了西藏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交流。但同时,帝师的尊崇地位和宣政院的特权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势力膨胀的藏传佛教,对元代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元后期,帝师、宣政院官员破坏纲纪,祸乱朝政,成为元代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帝师形象

帝师文化在中国由来已久,《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即是文学作品中帝师形象的典型。在作品中他兼具刘备的政治决策军师和刘禅的"师傅型"帝师两重身份,具有对君主忠诚,对学生负责,对"道"亲身躬行的完美帝师道德,这在深层次上反映了元末明初文人对待统治者的复杂心理状态,即饱受压抑后政治理想的强烈反弹与对强权政治的恐惧。

忽必烈在六盘山皈依佛门与大元帝师制度

忽必烈在六盘山皈依佛门与此后实行大元帝师制度,是蒙元史上、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忽必烈借路吐蕃、皈依佛门,忽必烈主持佛道大辩论、八思巴在此次辩论的重大作用,忽必烈颁布珍珠诏书、八思巴开通万里驿路,以及八思巴建立萨迦政权,忽必烈实行大元帝师制度等,全面分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作用与意义。从此,藏传佛教得到蒙元帝王的崇信和支持,其自身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使藏传佛教的思想文化,逐渐与蒙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成为蒙元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八思巴辅佐元世祖辅治西藏,为元朝实现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政治统治、在西藏地区贯彻实施元朝中央的行政区域制度,奠定了藏族统一于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基础。

党项王朝的佛教及其元代遗存——帝师制度起源于西夏说

西夏仁宗漫长的统治时期(公元1139～1193年)跨越了大半个12世纪。在仁宗后期,党项人开始公开与吐蕃人和不屈服于蒙古人的草原部民站到了一边。仁宗与他的佛教僧侣,尤其是吐蕃高僧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导致了西夏帝师制度的产生。以居住在西夏王国佛教重地凉州的党项人、吐蕃人和蒙古人为媒介,帝师制度后来又重现于元朝。我对于这一媒介阶段的兴趣产生于探求党项人对西夏政教关系的理解。美国有些学者已经见仁见智地研究了这个题目。艾略特·斯伯林(印第安纳大学)收集了有关12至13世纪西夏史的藏文资料,而罗纳德·万·德·奎普(华盛顿大学)则已开始刊布其长篇巨著。

王佐式军师,帝师级谋略家——再论刘基历史地位和作用

刘基是谋略家,最能反映他本质、代表他基本特征的是谋略家。刘基作为军师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对朱元璋产生的是全局性的影响。刘基精于谋略,是"才策谋略,世之奇士",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王佐式军师,帝师级谋略家。帝师,王佐,是对刘基的盖棺论定。

末代帝师陈宝琛的法律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振兴自强,是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在这种时局下,一些士大夫、知识分子无论是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关注,还是出于对王朝安危的考虑,就民族自强问题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末代帝师陈宝琛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部书写地方家族史的力作——评孙治安先生《帝师家族——寿州孙半城》

寿州孙氏家族是晚清时期安徽名门望族之一,既有状元帝师孙家鼐的政治辉煌,也有"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的家族兴盛。孙治安先生所著《帝师家族——寿州孙半城》一书对寿州孙氏家族的历史演变及文化成就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为学界提供了一部内容丰富、特色突出的地方家族史论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前孙家鼐研究、寿州孙氏家族研究与安徽地方文化史研究的不足,值得重视和借鉴。

大元帝师八思巴在玉树的活动

藏族是我们祖国大家庭中光荣的一员,她以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众多杰出的英雄人物为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增添了光辉,与汉族等其他五十多个兄弟民族一道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八思巴,就是藏族历史上继吐蕃王朝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等“藏王三杰”之后的又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八思巴,本名洛追坚赞,藏历第四饶迥阴木羊年(公元1235年)三月生于后藏昂仁的鲁孔地方,出身于萨迦款氏家族,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任教主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侄子,他自幼就跟随萨迦班智达学习藏族文化和佛教知识,以聪慧颖悟著名,被称为“八思巴”(意为圣者)。

西夏帝师、国师、上师图像及服饰初探

西夏政权大力推行佛教,僧侣群体庞大、构成复杂,西夏政府专门设立功德司来管理佛教事务,并仿效中原对高僧大德赐衣封号,有帝师、国师、上师、法师等称号。通过对黑水城唐卡、敦煌壁画、河西中小石窟、宁夏等地西夏佛教遗存中西夏高僧服饰图像的整理,发现同一等级的高僧大德在服饰上有一定的特征,存在一些共性元素,僧人的服饰是区分和判断不同等级僧人的一个可以参考的外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