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造像中的帝王化因素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帝王——圣君观念根深蒂固,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动荡社会使得人们对圣贤君主的企盼更为迫切。这种情绪与愿望落实到佛教的未来佛弥勒菩萨造像上,便形成了弥勒造像的兴盛。唐武周时期,弥陀净土信仰极为盛行。这既是时代潮流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与武则天的扶持和政治利用有关。

清代前期御制《孝经》与帝王教化观念

《孝经》述圣王“以孝治天下”,揭示了“孝”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以帝王身份重视、研究《孝经》是应有之义。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连续三朝帝王分别颁行《御定孝经注》《御定孝经衍义》《御纂孝经集注》,掀起了历史上第三次御制《孝经》的潮流。通过爬梳典籍,笔者发现,在编撰取材上,《御定孝经注》是以明人吕维祺《孝经大全》为主源,《御纂孝经集注》则直接承用明代陈选《孝经集注》,二书在内容上体现出帝王教化视角影响下的御制《孝经》的特点,如经文以今文为定本,兼采博收多家注解,文辞追求浅近平实。《御定孝经衍义》一书为衍义体著作,不仅是“帝王之学”,也有着很强的经世性与教化意义。在思想方面,三部御制《孝经》崇尚理学,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清前期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在经文阐释中体现了以朱子《孝经刊误》为代表的理学思想的影响,显示出“以孝而和”的帝王教化观念。

帝王道统化理想与清初士大夫对经筵日讲的推进

经筵日讲是古代专为皇帝讲解经史、学习治国之道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从皇太极时期起,清朝的汉官就屡有经筵之请。传统士大夫对经筵典礼的尊崇,与儒家文教精神的理想期许有关。大臣对于成就君德理想甚为急切,但直到顺治十二年才举行第一次经筵。潜心儒家经典的康熙帝很快被儒家士大夫誉为"道统与治统的合一",实与清初对经筵日讲的重视分不开,但儒家士大夫所希望建立的"帝王师"的地位并未获得尊崇。

佛教造像的中国化──一个逐步世俗化的过程

从中国佛教造像世俗化进程可以看到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过程。这个过程应分四个阶段：玄学化的魏晋；帝王化的唐代；平民化的两宋；民俗化的明清。反映了佛教的三个变化：适应、调和和简易。

宋代《尚书》经筵教化研究

经筵是指汉代以来帝王为鉴古资治而设置的研经论史的御前讲席,是与古代社会最高统治者紧密相连的一项兼具教育与政治功能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宋代得以逐渐完善,为儒学切入治政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尚书》作为政书之祖,是经筵官选讲的重要经典。经筵官严格选择《尚书》篇目和解经方式,具有鲜明的导向性和实用性,深刻引导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潮和学术思潮。研究宋代的经筵教化,对于研究儒学史、思想史和教育史皆具重要的理论价值。

中国墓室壁画繁荣期讨论

唐代墓室壁画体现出帝王化图像体系的特征,宋代墓室壁画体现出平民化图像体系的特征,元代墓室壁画将边疆地区风格的图像体系推向了高峰。唐宋元等级制度有了新的平衡结构,在保持墓主人阶层上移的同时,也扩大了墓主人队伍,同时也使墓葬重心有移向地面的趋势,因而使墓室壁画有了平民化的基础,从而也促进了墓室壁画的世俗化发展。唐宋元时期的墓室壁画中佛道图像比例不高,说明壁画墓在这一时期仍然有着独立的信仰体系和独立的图像体系,这个特征使其在保持本土信仰的纯粹性方面提供了支持,有着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