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图像的图式内涵研究

不同的图式会产生不同的主观意图和审美指向。对于帝王图像这样一种与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组织结构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紧密关联的人工产品而言,它既是权力主体观念和行为的产物,同时更是维护这种观念和行为的因素。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同时又处于一定的关系当中。但帝王图像表现对象的特殊性与唯一性,使得艺术创作主体首先必须考虑到帝王本人的尊严、权威和接受度,然后才是自身的文化感知,包括对帝王文化的体认与迎合程度。帝王图像永远无法成为精确的复制,而只能是一种选择与编排。

视觉的阐释——中国古代帝王图像的文化意蕴与社会功用

中国古代帝王图像是指以古代帝王为表现对象的图像体系,是中国古代宫廷绘画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图像系统之一。帝王图像不单是艺术欣赏的载体,且被赋予了更加深刻和隐晦的政治、文化内涵,既是认识和了解帝王形象以及当时宫廷艺术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成为探寻帝国国势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一个特殊途径,直观地呈现出视觉艺术在阐释观念方面所发挥的奇妙作用。并且,帝王图像具有文字所缺乏的直观性与形象性,能够补充文献难以记述的细部与微观,从而成为文字之外的一种更加生动和具体的记录历史的方式。

论帝王图像中“仿”的视觉性与精神性

中国文化史上始终存在着普遍的崇古风尚,表现在具体操作上,则是从"传移模写"的单纯的技法因素扩展为图像的"仿"、"拟"等的摹古系统。对传统经典图式进行移花接木式的解构与重组,从而使之脱胎换骨,是帝王图像中反复采用的一种模仿途径。除此之外,帝王图像中还出现了"意仿"的做法,即强调仿的"神似",讲求与前人意气相通,而不是单纯模拟视觉表层的因素。无论是与传统图式的相似,还是本身图式与图式之间的相似,帝王图像并非一味模仿或复制,而是在承继传统的同时也做着创新的尝试,力求与时代的环境相互融合。

早期帝王图像的形态和特征

图绘帝王入画有长远的传统,目前可见的早期帝王图像主要是汉代民间纪念性祠墓的留存。其中,以山东武梁祠最具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出帝王图像在初创和确立过程中的某些基本观念以及形式风格特征。

佛教艺术东传与帝王图像的偶像特征

佛教艺术的传播,使得帝王图像的偶像色彩更加浓厚,一是为帝王图像的创作注入新的理念,将帝王这一表现主体作为偶像来塑造,衍生出"帝王即佛"的艺术主题;一是对帝王图像的造型、图式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帝王图像的发展与兴盛。

基于宗庙祭祀场域的图像形态及其功能研究

宗庙作为祖先崇拜活动的重要场所,是种族兴盛与存亡的象征,是资格的象征,是权力的象征,是血缘政治的象征。宗庙制度在周代被通过"礼"的形式固定下来,从不同等级的宗庙庙数、祭祀仪节、乐舞演奏等都有非常详细和严密的规定。同样的策略也被后代的统治者所沿用,把建立宗庙制度作为礼制建设的首要任务,以此彰显国家权力的归属。宗庙祭祀内容包括灵位、祖先的神像、坟墓等。而宋以后,皇家制作用于典礼和祭祀的帝王图像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定制,主要表现为卷轴绢本的朝服像,不仅历代沿续,视如一朝一代的典章记录,同时亦作为家国大事,变成宗庙制度的重要内容。如此一来,帝王图像被与礼制、宗教、国家祭祀以及皇家帝系象征性地联系起来,其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帝王图像的存在是帝王权力世袭合法性的重要见证;其次,帝王图像作为祭祖活动中的媒介,被通过仪式性表演使得帝王权力获取民众的心理认同。

《西夏皇帝与侍从图》图像研究

西夏与中原宋有着多方面的文化来往与交流,西夏美术也多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学术界对《西夏皇帝与侍从图》主要聚焦于画中人物的服饰研究及其身份推测。本文通过梳理史料,则从绘画史角度出发,讨论了画作与中原宋代绘画具有承继关系。首先,西夏皇帝四分之三侧面像以及其占据画面中心点的视觉特征与中原历代传统帝王图像表达规律一脉相承;其次,西夏皇帝与侍从的组合与中原画中文人与侍从组合的图式关系上有着极强的借鉴和传承意味;最后,是《西夏皇帝与侍从图》在人物处理、景观设计和立意上与宋徽宗《听琴图》风格具有一致性。

中国墓室壁画繁荣期讨论

唐代墓室壁画体现出帝王化图像体系的特征,宋代墓室壁画体现出平民化图像体系的特征,元代墓室壁画将边疆地区风格的图像体系推向了高峰。唐宋元等级制度有了新的平衡结构,在保持墓主人阶层上移的同时,也扩大了墓主人队伍,同时也使墓葬重心有移向地面的趋势,因而使墓室壁画有了平民化的基础,从而也促进了墓室壁画的世俗化发展。唐宋元时期的墓室壁画中佛道图像比例不高,说明壁画墓在这一时期仍然有着独立的信仰体系和独立的图像体系,这个特征使其在保持本土信仰的纯粹性方面提供了支持,有着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