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帝王学术与经学——论康乾学术思想的嬗变与汉学之兴盛

清廷为了取得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一方面推崇程朱理学,塑造朱子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认识到其弊端潜在地威胁着清廷政权的稳定。清代帝王学术在艰难的反省和抉择中,经历由尊崇朱子到疏离宋学,再到倡导经学的嬗变过程,肯定了民间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新路向,完成了由理学回归经学的学术转型。在经学自身继传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清代经学向深度发展。而在此转型过程中,康乾经学思想的嬗变,无疑会对主流学术价值取向的移易,产生非常关键的作用。

清朝皇帝“执两用中”思想与实践探赜

“执两用中”是中庸之道的核心含义,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核,也是清代皇帝执政的一大特色。类似表述还有中庸之道、中正之道、中道、中和等,多见诸《清实录》《起居注》以及御制文集等文献。“执两用中”是整体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其以不偏不倚的哲学方法实现了清朝皇帝的中道理想。考察“执两用中”思想,有助于深刻理解清朝皇帝的治国理政思想,对于深入解读其帝王经学体系以及政治实现方式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五子之歌》中的君臣責任及其相關問題——以漢、滿文本《日講書經解義》爲考察對象

《日講書經解義》是玄燁少年時所受的《尚書》教育,時間是從康熙十七年二月至十九年四月;日講經筵的課程對玄燁施政有相當的影響,加上當時正值三藩之亂,講官的内容不得不有所指。雖然日講課程是講官向皇帝授課的内容,但事實上,玄燁早在南書房與張英、高士奇兩位大臣討論過,講官理應知道玄燁的想法,因此有時也必須緣人主之意而加以闡發。所以,《日講書經解義》可見君臣之間的互動。《五子之歌》講的是太康耽於逸樂而失國,其五位昆弟述大禹之誡以諷焉。經文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等句,被視爲治國心法,所以玄燁在南書房誦習《五子之歌》後,即和張英討論經文中的“敬”意,而講官也在日講的場所,不斷向玄燁表示治國安民必須持“敬”,處處替庶民着想,因此“敬”不只是自身道德的修爲,更要推及天下。此外,講官在宋儒以《詩·小弁》解釋五子之怨的基礎上,進一步以屈原忠君愛國的精神來發明五子之怨,這大概是受到玄燁曾稱讚屈原自沉以表忠君愛國的節操之影響。顯見玄燁有意以屈原爲人臣的楷模,期望人臣在國家板蕩之際,能“視國如視家之誼”。另一方面,從玄燁提出“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視國如視家之誼”,以及讚揚屈原的節操來看,背後正隱藏着君臣倫理的變化;亦即從漢代發展出“君臣義合”的觀念,至康熙時已被破壞,取而代之的是“君臣如父子”,在必要時可以爲國犧牲。滿文是清朝的國書,《日講書經解義》同時以漢、滿文本刊行;雖然滿文本是直接譯自漢文本,然而就《五子之歌》而言,仍有部分用字的不同,其中或多或少有訓誡滿洲子弟在戰事之際,必須安分守己的意味。因此,經學的討論固然不能忽略帝王經學,而滿文是清朝重要的文書,也應予以正視。要之,本文透過漢、滿文本《日講書經解義·五子之歌》的考察,希冀理解當國事不寧之時,君臣之間是如何規範彼此的責任,及其背後所顯現出的君臣倫理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