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先代帝王礼与北宋帝王观——以太祖时期祭祀对象的调整为中心

享先代帝王礼为中国古代吉礼之一,其享祭对象之选择,彰显礼制建构者对帝王的价值判断和政治诉求。宋太祖时期此享礼经历调整,至开宝四年定型。礼仪根据帝王的身份和功德,对祭祀对象进行选择和分级。这反映了宋朝的立国背景,同时体现了统治者对“大一统”“开国创业”“长久统治”帝王功德的推崇。

论《鸣凤记》的帝王观

考察《鸣凤记》可知,作品对嘉靖皇帝没有歌功颂德,而是借对帝王与臣子的关系的描述、借助双关语巧妙地揭露了嘉靖皇帝的真实面目。

论唐宋官修类书中帝王观的发展变化

唐宋是类书大兴的时期。作为"兼收四部"的"类事之书","帝王"逐渐成为类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宋的重要官修类书,多数都有"帝王部"这一专门类目,但其编纂方式、收录内容、主旨思想等却有明显差别。这些差别,既体现了类书功能上的变化,又反映了编纂者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化。

略论《册府元龟·帝王部》的帝王观

在中国古代帝王观的发展史上,《册府元龟.帝王部》的帝王观是个重要标志。它的内容取材于正史、实录,其编目条理明晰、分类明确,"帝王部"的总序与各类小序言简意赅地归纳了对帝王的建议与要求,体现了宋初士大夫帝王观的主要特点。《册府元龟.帝王部》以古代帝王的行事原则作为当朝统治者处理政事、治理国家的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说,《册府元龟.帝王部》可以看做帝王的治国指针。

从“亨利五世”看莎士比亚的帝王观

莎士比亚借历史剧中的君主形象表明了他的帝王观:君主应有合法的继承权,且德才兼备。为了表达这一观点,莎士比亚在剧本的创作中更改了史实,赋予亨利五世以理想的君主形象。他相信在这样的君主的治理下就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富强。

论司马迁的帝王史观

史官之职与现实政治要求着《史记》以帝王为中心的格局。司马迁的帝王史观有四个层面：一是有德者居国，二是王者一统天下，三是英雄史观，四是礼乐文化。这四个层面拧结到一起便是“承天改元”的思想。“承天改元”是为新王立法的思想．在三统说的影响下，司马迁表达着汉“得天统”的宗教神学思想，确证着帝王在历史进程中的核心地位。

诺顿皇帝与中国寓言——论《少水鱼》的“历史”感

美国皇帝“诺顿一世”展现了现代历史中的全民狂欢,然而卢一萍的长篇小说《少水鱼》却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前现代的中国皇帝梦,这寓言式的梦境荒谬、滑稽又暴虐,引发我们对现代/前现代错杂人生的联想。《少水鱼》记述晚清民初“自立为王”的传奇,以此构成对于传统历史叙事的偏离和反叛。这显示出新时期“新历史主义”传说的悠远影响。然而,小说恰恰又是在回归“历史”现场之时获得意义的纵深:“新唐”的建立与历史上真实发生的“皇帝梦”形成有意味的对照,小说对于个体欲望的书写也在历史的“现代性”进程当中改写寓言的内涵。

朱元璋与《元史》修撰相关问题论析——基于帝王与史学关系视野下的考察

自唐以降,修撰前朝史为历代之定制,但众史之中唯独《元史》速成于明朝立国之初且质量低下。《元史》速修的原因并非朱元璋为笼络士人,而是试图利用史学盖棺定论之功用,假借天命之所归打击元残余势力;《元史》质量之低劣,固与修撰者的水平相关,但其主责在于高压监督、凌厉独裁的朱元璋。朱元璋对《元史》修纂的掌控与干预,反映出我国古代封建帝王阶层中存在着的一种斗争与依存相交织的帝王史学观。洪武一朝,朱元璋不仅强化了皇权统治,更将帝王史学观推向极致,其后的封建史学发展与史官建制均受其影响。

略论秦始皇的历史观

秦始皇具有明显的帝王史观,以"五德终始说"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他结束了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混战不已的局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具有强烈的大一统观念;秦始皇大一统的法宝以及秦朝衰落的原因之一是其人才观;伴随历史条件的变化,秦朝制度政策也相应发生变化,他又有着进步的变易史观。

楚怀王亡赵复秦解

司马迁《屈原列传》说楚怀王"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让人费解。从地理位置上讲,赵国与秦国有韩、魏相隔,而秦、楚为邻,楚怀王为什么舍近求远,不逃向自己的国家楚而"走赵"?当楚怀王逃到赵国,赵不收留他后,他为何不回楚国又"复之秦"?这既是楚与赵、韩、魏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使然,同时也是当时战国中后期各国关系的反映。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将怀王亡赵复秦这件事写得如此让人费解,是他的疏漏,还是别有用意?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