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价值论:带货主播的数字劳动分析

数字时代的带货主播既是数字劳动者,又是交往意义上的交流-行动者,其职业本质是一种将传播力转化为行动力、进而创造交往价值的数字实践。本文从数字交往的视角出发,采用深度访谈和田野调查法考察了带货主播的职业生态,以探索交往价值的成因。研究表明,作为交往主体的主播人设是一种数字具身经由“交往化”的过程,与数字技术和数字环境深度融合。主播通过跨场域联结来提升其交往力,进而分别与粉丝受众、MCN机构和媒介平台形成了流动、共生和依附的交往关系。对此,本文基于梅特卡夫定律提出了一种关于“交往价值”的理论说明:在数字劳动的语境中,交往力决定交往关系,交往关系也决定交往力,二者共同集聚特定主体的交往资本;带货主播的交往力越强、交往的深度与广度越显著,其商业性的交往价值也就越丰富。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给出交往价值的数学表达,以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假说。

从商业到文化:带货主播话语革新与理念转变

在新媒体兴起的当下,互联网给受众提供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直播场域。一些带货主播以生活化的语言为底色,注重挖掘文化内涵,将多元化的表达样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满足了受众的消费需求。本文从带货主播话语革新和理念转变的背景入手,分析了带货主播叙事风格与带货形式的主要变化,旨在为带货行业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新范式。

对异性带货主播消费群体购买意愿的研究--基于SOR理论模型和PAD情感模型

当前,直播带货现象屡见不鲜,探索异性带货主播促进消费因素意义深远。所谓异性带货主播,是指与产品性别不一致的带货主播。基于消费者传统的性别认同与“感同身受”的消费心理,普通带货主播所介绍的产品性别一般与自身性别相一致。但研究发现,当带货主播性别与产品性别不一致时,更能激起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文章研究异性带货主播消费群体购买意愿,综合选取淘宝、抖音、快手三个平台的头部主播直播片段作为研究资料,设置访谈提纲与异性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整合访谈结果并结合以往文献,总结出异性带货主播较为明显的三大特征。文章基于被国内外普遍认可,用于研究网络购物环境下消费者购买行为的SOR理论,以及可有效解释人类情感的PAD情感模型作出假设,最后通过调查问卷方式进行验证。通过IBM SPSS tatistics26.0、Smart PLS3.0、SPSSAU三个软件检测信效度验证假设,最终得出结论:异性带货主播的外表吸引力、专业性、互动性和消费者反性别刻板印象作用明显,通过影响消费者的愉悦感和激活度进而促进消费者行为,PAD情感模型中支配度元素没有明显作用。此外研究结果表明,电商直播消费群体对异性带货主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刻板印象,异性带货主播更多通过自身特点刺激消费者购买。

融媒体时代下传统媒体主持人转型带货主播的策略研究

融媒体时代促使媒体环境发生剧变,传统媒体边界模糊驱动主持人向复合型人才转型,以适应多平台内容传播的新格局。本文旨在分析传统媒体主持人转向带货主播过程中的关键挑战,包括技能与角色转换、观众接受度与形象重塑、竞争压力与市场饱和的挑战、内容创新与持续吸引力的难题及盈利模式与商业化探索的挑战等,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助力其在保持专业性的同时成功地融入电商直播领域,实现职业发展的新跨越。

直播带货主播个税征管现状及征管模式创新研究

2016年至今,在互联网经济的大潮下,直播电商业态发展动力强劲,涉及交易规模和参与人数逐年攀升,直播带货平台主播收入已成为国民税收的重要来源。然而,由于当前征管体系的滞后性以及个人与平台纳税责任的缺失,网络主播个人所得税流失现象严重,形成政府财税漏洞。文章聚焦直播带货主播个税征管模式现状,深入挖掘当下监管体制的困境,并从直播电商平台监管角度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期构建平台—政府—主播个人三方联动的新型数据化征管模式。

带货主播的法律身份及责任

本文结合实例解析直播带货模式与主播身份多样性,并通过规范分析法,借助现行法律法规,深入探讨带货主播的法律身份及其责任承担问题。研究发现,主播在不同带货模式中可能兼具生产者、经营者、雇员、独立个体乃至国家工作人员等多重身份,且身份有时相互重合。因此,本文系统梳理了各类直播带货模式下主播的法律身份认定标准,并根据不同模式明确了主播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网络直播中带货主播法律责任与义务研究——以消费者保护为视角

近年来,网络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直播 电商的新型商品销售模式,成为电子商务新的消费经济增长点。但伴随着直播带货的蓬勃发展,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显露,存在诸多主播素质参差不齐、消费者权益维权困难、主播法律身份及义务不明等问题。但是主播无论基于何种法律身份都存在如实宣传和协助消费者维权售后的义务,此外主播具有不同身份也承担不同责任,在自营模式下,主播承担披露商品真实信息的义务。在他营模式下,主播具有明确的告知义务和审查义务。在明确主播的法律义务后,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还要建立起带货主播的准入门槛,设置带货主播黑名单,而且针对主播的不同身份理清其背后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完善主播先行赔付制度,同时优化消费者公益诉讼模式,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破解消费者在网络直播消费的维权难题。

媒介即人:作为“媒介”的网络带货主播研究

随着直播购物的兴起,网络带货主播逐渐影响并重塑用户的生活方式,成为具有强大行动力的“媒介”。本文认为,网络带货主播从“内容情感”“物质传播”和“移动界面”三个层面塑造了自身的“媒介”影响力。三者之间相互耦合与关联,共同“生成”了网络带货主播的“媒介”新功能。

“带货主播”的专业化表达——对播音主持专业实践训练的思考

直播带货是时下最为流行的新型商业模式,满足了消费者足不出户“买遍天下”的消费需求。近年来,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生也不再执着于传统媒体岗位,开始加入到“直播带货”行列中。为适应专业发展需要,文章结合实践训练总结了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应如何在直播带货中做到专业化的表达,即明确从“主持人”到“带货主播”的角色转变;利用专业优势,融入表达技巧;重视表达内容,丰富文化内涵,期待通过以上方面的总结和思考,促进播音主持专业课程实现多元化,推动“直播带货”专业化发展。

带货主播情感话语的运用及伦理反思

情感话语是带货主播经常使用的一种话语形态。本文分析了带货主播使用情感话语的价值,归纳了四种典型的情感话语策略,并对其中存在的伦理问题进行了反思。

网络直播带货主播税收征管的博弈分析

新业态“直播带货”火爆全国,但一些带货主播偷逃税款的行为,不仅给国家税收造成了损失,还给社会带来了不良风气。为了探究如何有效降低带货主播偷逃税款的概率,建立有关带货主播和税务局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得出,降低税务局的查税成本以及提高对偷逃税款行为的惩罚成本,能够有效提升主播缴税的意愿,降低其偷逃税款的概率。同时也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才能更加有效地降低主播偷逃税款的可能性。

带货主播行为对大学生冲动性消费的影响:感知交互性的多重中介作用

作为社交媒介生态中的电子商务新模式,直播带货对生产、生活与消费有显著影响。与传统网购的垂直性浏览购物体验相比,直播间观众与带货主播具有高度互动性。大学生观看直播易受主播影响发生购买行为,而后又自责、后悔等,即冲动性消费。本文以SOR理论为框架,结合符号学及感知交互性相关原理,对典型带货直播场景的互动行为进行观察与分析,对大学生展开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带货主播的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对大学生冲动性消费无直接影响,而感知交互性在两者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

网络直播语境下带货主播语言表达研究

近年来,网络直播带货迅速兴起,消费者从线下购物、电视购物、传统电商消费到“直播+电商”的网络直播消费方式开启了新的消费时代。尤其在2020年之后,网络直播带货也为电商打开了新的大门。在抖音、快手、淘宝、小红书等短视频平台及网络购物平台都掀起了直播带货的轩然大波。在直播购物这种网络消费兴起的同时,也成就了一大批网络带货主播,带货主播的语言表达对商品的成交率有着直接影响,带货主播的语言表达与刺激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当下带货主播大量涌现,但其直播语言表达能力参差不齐,因此本文对网络带货主播的语言表达进行探究,以期推动直播带货主播语言表达的规范化,使其行业得以蓬勃发展。

直播带货主播的语言表现力探究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兴的销售方式,其快速发展与消费者的认知和情感因素息息相关。直播带货主播作为产品推销的关键角色,其语言表现力对销售结果和购买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尤其2020年,直播电商经济为农副产品的脱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央视主持人朱广权、撒贝宁等都参与了央视助农直播带货。在直播经济大浪潮中,直播带货主播如何更好地运用语言表现力,创新地用直播这种新生态来为社会做贡献,传播主流正能量是值得关注的一大话题。

带货主播语言行为特征与消费者购买意愿关系分析

本文以主播在直播间的言行为切入点,基于SOR理论和主播言行因素建立模型,了解不同言行因素对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作用与中介机制,以及主播言行对消费者的刺激接受程度差异。

数字劳工的主体性及其发展走向--基于品牌带货主播异化劳动的研究

在数字化转型与平台经济发展的趋势下,数字劳工不断呈现新的用工形态,品牌带货主播便是电商行业发展下出现的一种新形态。从传统的情感主播到现如今的品牌带货主播,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发展走向如何,这值得学界关注。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围绕数字劳工主体性议题,通过对W品牌电商公司的田野调查以及13位相关人员的半结构式访谈,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劳动者类本质以及劳动者关系四个方面对品牌带货主播的劳动过程与主体性表现展开研究,发现当重新被纳入资本强管制劳动关系时,主播会深受团队竞赛、情感附属、等级分配、流水线劳作、高强度工作等剥削逻辑的规制,他们深陷“强制规范”“工作量化”“内忧外患”的劳动处境,遭受品牌、平台和自我的三重剥削,进而出现主体价值降级、主体自我他塑、主体认同迷失、主体之间竞争等情况,其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全方位下降。为比较情感主播与品牌带货主播的劳动异化情况,提出“拟本真性”的概念以进行主体性程度的辨析。所谓“拟本真性”,即劳动者按照社会建构的劳动模式,出现一种接近于劳动本质并能够彰显主体性的表征特性,体现为话语权的获取、自我价值的实现、主体认同的塑造以及对资本霸权的反抗,它是现阶段劳动者主体性回归的一种迹象。通过对工作模式、情感地位、个人特质、直播内容、劳动强度、受众角色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发现较之于情感主播,品牌带货主播的“拟本真性”程度大大弱化,其主体性重回游走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品牌带货主播身上的“拟本真性”荡然无存,他们会通过摸鱼坐班、虚假打卡、自主跳槽等方式对资本的剥削与压榨作出抵抗,这依旧彰显了他们作为能动主体的生命权力与主体性策略。鉴于从情感主播到品牌带货主播的劳动形态演变过程,研究认为劳动者和资本会处于长期的循环博弈状态,劳资关系不断被修正重构,而数字劳工的主体性则会以累积保留的姿态渐进回归。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需求的不断扩充,数字劳工主体性的归途终将是劳工自身。

直播营销中消费者与带货主播的心理契约:量表开发及其动态演化

直播营销作为最新的网络营销方式,其长远发展取决于主播和消费者之间的可持续关系。本研究通过扎根理论探究和提炼了直播营销情境下消费者对主播心理契约的概念、结构和内容,并综合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等方法对心理契约量表进行修订与校正,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主播的心理契约包括“交易规范”和“关系维系”两个维度,最终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此外,本文基于客户关系生命周期理论,对心理契约的动态演化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消费者与主播的关系发展到不同阶段,消费者的心理契约逐步增强;心理契约在成长期和成熟期两个阶段存在显著差异;在所有阶段,“关系维系”均强于“交易规范”。

适者何以生存:标准化就业下的“另类不稳定劳动”——以品牌带货主播为例

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以及劳动市场的需求下,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逐渐被品牌企业纳入麾下,非正规就业市场开始出现正规化趋势。本文基于“不稳定劳动”的理论范式,采用田野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围绕品牌带货主播当下的劳动现状,探讨标准化就业下数字劳动者的生存问题。研究发现,在团队竞赛、劳客矛盾、升级游戏的物竞法则下,主播们会通过再技能化、过度劳动等自我剥削的方式规避淘汰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丧失对于主播职业的认同感,易出现恐惧、焦虑和不安等负面情绪。此外,“适者生存”已不再是当代劳动市场的生存密钥,标准化就业下的品牌带货主播依旧处于一个多变、流动且未知的劳动环境。他们被迫频繁换岗,他们深知未来的不确定性,甚至出现自发性跳槽等“自我去稳定化”现象。对此,笔者提出“另类不稳定劳动”的概念,以概括这些标准化就业下依旧置于不稳定状态的劳动者。

网络“带货主播”有声语言传播中的女性气质探究

在当前主张性别平等的社会思潮下,女性文化及气质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尤其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网络“带货主播”有声语言传播中越来越凸显出女性气质,从社会文化和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带货主播”有声语言的性别气质有其必然性和内在逻辑性,应以积极的姿态来探究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助于正确认识价值多元性和性别在特殊行业和领域的差异,减少对于性别不平等的担忧和焦虑。

技术赋权与社会阶层流动:“带货主播”精英群体形成及其影响研究——以山西省Y县“抖音村”为例

技术进步对社会阶层流动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近年来,我国移动互联技术的进步催生了自媒体社交平台的发展,“带货主播”这一群体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中也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文以山西省Y县“抖音村”“带货主播”群体为例,研究认为,技术赋权通过“大众赋权与去中心化”“弱联结与虚拟关系纽带”和“数字理性与算法逻辑”三种机制共同作用,赋予了社会成员实现分层流动的公平性基础。“新精英”群体的形成对当地村庄社会结构和公共事务活动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