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企业投资偏好——来自创始人控制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企业投资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行为及程度与企业长期投资强度正相关、与企业短期投资强度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区市场化进程较快、家族企业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企业投资偏好才具有上述影响。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有助于提升长期投资强度及降低短期投资强度,进而改善企业绩效水平。本文不仅丰富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的相关研究,也对创始人控制家族企业的投资偏好给出了更多的解释。

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战略变革

战略变革对家族企业的存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9—2020年A股家族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企业战略变革显著负相关。机制检验表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通过增加企业融资约束和降低风险承担两条路径抑制战略变革。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战略变革的抑制作用在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独立董事占比低的企业更为明显。研究不仅丰富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经济后果与企业战略变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而且对家族企业从公司治理层面推动企业战略变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家族所有权监督、董事席位控制与会计稳健性

文章以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家族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对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非CEO家族成员的持股比例和董事席位控制比例的上升,家族企业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下降,这种效应仅存在于创业者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2)与非创业型家族企业相比,创业型家族企业更偏好于通过家族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机制来提高会计稳健性。文章为理解家族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基于同一乘车站的列车席位嵌套式管理研究

铁路收益管理需要面临多个站点的复杂网络问题,探讨适用于铁路客运收益管理的在同一乘车站各区段席位控制模式。以2013年5月24日G565次列车为例,计算同一乘车站新的席位嵌套控制模式下的可售数量。研究表明,新的席位控制模式下,大多数区段可售数量大于目前的预分数量,能够更好地满足铁路旅客的出行需求。

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吗?

本文以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削弱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正相关性;较高的公司信息透明度或者机构持股比例均会降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控股家族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是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途径。最后,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丰富和补充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也对家族企业的风险投资行为给出了更多的解释。

铁路客运收益管理模型及算法研究

随着收益管理研究在我国铁路客运市场的应用,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客运收益管理席位控制模型。在客运需求基础上,从投标价格法通过采取期望值的手段将问题转化为线性规划问题,并采用随机线性规划模型的方法,将连续性随机变量转化为离散性随机变量进行求解。结合算例分析,说明该模型的应用。

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关联交易的视角

本文基于关联交易的视角,以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行为正相关;同时,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行为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持股比例较低、两职合一、董事会规模较小时,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规模之间的正相关性更强;控股家族的关联交易规模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其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交互关系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更明显。最后,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不仅从关联交易的视角探讨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也为家族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成因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解释。

代际传承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

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代际传承对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二代接班准备企业的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会显著增加,但二代接班上位后企业的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则会明显降低;同时,二代海归背景不仅强化了二代接班准备对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正向影响,也削弱了二代接班上位对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负向影响,而二代介入时长则会降低二代接班准备对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提升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构建能力权威"和"应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是代际传承影响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重要机制;并且,二代接班自治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并未出现明显的差异;此外,超额家族董事席位是导致代际传承中企业绩效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来理解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的形成动因,也丰富了代际传承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