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综合认定法在帮信罪“明知”认定中的运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呈现出了网络犯罪的新特点。学界、实务界多将司法解释中的帮信罪“明知”认定条款视作推定,实属理解偏差。通过对条款性质的拨乱反正和对印证证明的剖析,提出了基于补助证据进行综合认定的方法,以期解决帮信罪主观“明知”认定的实践难题。综合认定主张摒弃证明标准印证化的观念,但并不排斥印证方法的使用;其不是印证证明的补充,也不存在适用的先后顺序。在综合认定中,裁判者应始终坚持法定证明标准,通过补助证据显示出的细节信息,结合经验法则综合且审慎地认定“明知”,从而作出公正裁决,维护司法公信力。

犯罪心理学视角下大学生“帮信罪”预防策略研究

大学生是国家、社会和家庭的希望,但近年来大学生犯罪时有发生,其中以“帮信罪”代表的网络犯罪的案件逐年增加,如何预防大学生犯罪引发了国家、社会、学界的重视。无犯罪心理便无犯罪行为,本文从犯罪心理学角度深度剖析出由亚文化引发的享乐心理、利己心理;由大学生自我认知偏差所引发的极端心理;由法律意识薄弱而引发的侥幸心理。提出以加强亚文化引导和治理、加强高校法制教育、拨正大学生自我认知偏差的具体预防策略。

帮信罪司法适用扩张化的原因与司法限定

帮信罪入刑对阻击新型信息网络犯罪具有客观实效,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电信网络诈骗等上游犯罪的蔓延,但由于对帮信罪司法限定不足,对“明知”“被帮助对象”“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过于宽松,帮信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扩张化现象。为防范帮信罪演变为“口袋罪”、减缓帮信罪司法适用扩张化趋势,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秉持刑法谦抑性理念,对帮信罪予以司法限定,从而压缩帮信罪的“犯罪圈”,从根本上实现帮信罪的实质化出罪。

帮信罪犯罪特点及治理策略分析

帮信罪是指在信息网络犯罪中,有意提供帮助、支持、合谋或从事协助行为,协助他人实施、计划或隐匿信息网络犯罪行为的行为。帮信罪的现状呈复杂、多样的态势,要有效治理需要综合运用法律手段、技术手段和国际合作。通过加强监管、加大打击力度、提高法律适应性,可以有效遏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蔓延,维护社会安全和公共利益。社会各界也应积极参与,提高对帮信罪的认知,形成合力,共同应对信息网络犯罪的威胁。

竞合形态下“掩隐罪”与“帮信罪”适用辨析

考察司法实践中的裁判逻辑,可发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的传统犯罪之间界分、处断的司法适用现状较为混乱,这一现象在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产生竞合时体现尤甚。应当明确两罪名之间为想象竞合关系,而非法条竞合关系。当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出租、出售银行卡,实施转移资金等行为,主观上对于上游的犯罪活动以及转移支付的资金性质呈明知态度时,同时触犯两罪名,此时应当以“择一重”为原则论处,即根据具体案情选择适用宣告刑较重的罪名。

大学生“帮信罪”的预防策略研究

自全国“断卡行动”推进以来,检察机关起诉涉嫌“帮信罪”案件数量井喷式增长,其中,犯罪主体特征呈现出低龄化的特点,大学生成为重要主体之一。因此,高校、家庭和司法部门要通力合作,加强对大学生的引导,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提升其识别“帮信罪”的伪装能力,从而达到预防大学生涉案电信网络诈骗罪的目的。

帮信罪中非法资金认定规则的构建

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因网络犯罪行为较为隐秘、银行流水走向复杂等特点,对于非法资金存在综合认定方式应用障碍、刑事推定正当性有待探究、刑事推定具体规则有待明确等困境。对此,需完善非法资金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法,对非法资金认定可以采用刑事推定,但应当确立控方承担兜底证明责任、辩方承担产生“合理怀疑”说明义务的基础规则。帮信罪中的非法资金认定规则,包括:单向流水确定规则、综合认定时点规则、多重比对剔除规则、资金混同区分规则。通过这四项具体规则,避免数额认定的恣意性。

帮信罪犯罪特点及惩防措施探析

帮信罪作为网络时代新增的罪名,相关的司法解释和法律文件都已陆续出台,使帮信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网络信息犯罪行为隐蔽,帮助行为的刑事判决存在较多的难点.对此,需要总结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司法适应中的难点,结合帮信罪犯罪的特点,落实犯罪惩防措施,更好地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营造更为安全稳定的网络环境.

帮信罪电子数据取证问题研究

帮信罪作为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上的第一罪,其电子数据取证过程在技术性和合法性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当前,帮信罪电子数据取证存在取证措施性质不明、涉案电子数据海量化、电子数据呈现形式纸质化、证据种类归属不明的现象,导致电子数据真实性和合法性难以质证、取证困难等问题。基于此,应当在现有取证规则的基础上,明确电子数据取证措施的性质、证据种类的区别关键、规范取证方法以及进一步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应用,以解决实践难题。

帮信罪抑或掩隐罪:支付结算型帮助行为的归属困境及出路

“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是帮信罪的行为模式之一,行为人实施帮助正犯转移、隐匿犯罪所得行为还受掩隐罪构成要件的检验,致使其行为游离于两者之间,时常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破解此困境需要以限缩解释的立场出发,将其放置在共犯行为正犯化立法例的框架下,基于行为的帮助属性,遵循帮助犯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性,以行为发生阶段为基准,并将其与掩隐罪入罪主观层面的“明知”在内容与程度上作出不同程度的界分,厘清行为人实施“提供支付结算帮助”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从而实现帮信罪立法之初所期达到之效果。

慎诉背景下“帮信罪”不起诉适用之检视——以416份不起诉决定书为样本

帮信罪在长期休眠状态后,随着断卡行动呈现出“井喷”式增长的样态。对帮信罪适用不起诉决定,在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同时,也贯彻了慎诉的刑事司法政策。通过对416份帮信罪不起诉决定书进行分析,发现法定不起诉中对于“情节显著轻微”认定存在争议,存疑不起诉中“明知”取证困难,相对不起诉中适用条件也存在争议。对此应对帮信罪入罪标准进行细化把握,明确帮信罪“明知”的推定规则,统一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标准,规范不起诉的适用。合理使用不起诉制度解决帮信罪在实践中过度应用的问题,保证该罪发挥其立法目的的同时,为正确适用该罪提供参考。

大学生涉嫌 “帮信罪” 违法的现状调查、 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研究

为了进一步探索解决大学生涉嫌“帮信罪”的具体策略,本文首先对当前阶段大学生涉嫌“帮信罪”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阶段大学生涉嫌“帮信罪”的情况逐渐增多且犯罪手段不断更新.其次,从社会管理机制、“帮信罪”的社会宣传以及大学生的内在价值观念三个方面阐述了大学生涉嫌“帮信罪”的原因.最后,从就业指导、技术监督以及司法环节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解决策略.

帮信罪电子取证现状、困境及其对策--基于94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帮信罪案件数量连年激增,电子取证作为其治理的关键环节仍无法突破取证技术与方法的双重难题。当前,帮信罪电子取证存在措施多样但性质不清、证据运用低效、取证方法滞后以及跨境取证失范的现象。导致取证环节陷入侵犯公民权利、证据真实性不保以及司法负担沉重之泥淖。基于此,应当进一步明晰电子取证性质、完善展示规则、构建类型化抽样取证机制、加强多方信息共享共治以及探索多元化跨境取证模式,以解决实践难题。

“帮信罪”高发背景下高校预防机制的建立——基于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已有判决的分析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传统犯罪开始与网络相结合,从而衍生出大量为传统犯罪信息化服务的行为,如为开设赌场提供网络平台、技术支持,为诈骗犯罪提供支付、结算等。帮信罪近年来已经成为第三大发案罪名,在校大学生犯本罪的人数呈上升态势,高校如何有针对性地建立预防机制,从源头减少大学生的帮信犯罪数量,降低“帮信罪”带来的社会治理成本,显得十分重要。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证明的掣肘点和突破口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有效证明核心在于“明知”的认定.“明知”证明的困境既缘于语词的固有争议,也缘于法律的界定不明,从而成为桎梏我国司法实践的难题之一.合理的对策是重新阐释法条的教义学内涵,进一步规范语词的界定.当下,以经验理性为核心,理论界形成了“明知”概念的多维度解读现状.在实际操作中,“具体情节+综合认定”方案的广泛使用,导致“明知”标准判定不一.解决方法是将“明知”限定在“确切知道”和“推定知道”的双重内涵下,坚持以“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为指导,限制消解证明负担的综合认定,规范以非证据证明方法直接确认行为人主观状态推定方式的运用,同时,在推定规则上,构建“可反驳推定”模式,确定“明知”认定准星,避免本罪的不当扩大.

刑事一体化视域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治理路径分析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名之一,近年来,特别是2020年10月“断卡”行动以来,检察机关起诉涉嫌帮信犯罪案件上涨较快,目前在各类刑事案件中被诉人数排名第三。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帮信罪近13万人,是2020年的9.5倍。2021年,帮信罪在所有犯罪罪名中,案发数量排名第七。2022年上半年,位居全国案件高发率第三,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第一罪”。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各种网络犯罪层出不穷,尤其是民营企业、科技公司等收入较高群体涉罪人数持续增加,犯罪行为主要表现为开发软件、提供技术支持等方式。被诉人员中,近90%为没有犯罪前科的初犯,给社会带来的恶劣影响较为明显。本文将以刑事一体化为视域,分析帮信罪的增设背景、特点和手段,运用刑事一体化原理探寻治理帮信犯罪问题的相关可行性路径。

帮信罪电子证据的司法适用

司法界有关帮信罪主犯性质、法律理解与适用等问题的争议从未间断,与之相比帮信罪的电子证据司法适用难题则显得愈加突出,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将帮信罪中的电子证据适用于司法实践已成为我们基层法检必须攻克的难题。通过实证调研,梳理参考Q区人民检察院帮信罪案件电子证据收集和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以找准帮信罪中电子证据的准确定位为基调,对帮信罪案件中各式电子证据进行深层剖析与分类,深入解读帮信案件办理过程中电子证据司法适用的难题与瓶颈,就完善我国电子证据相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等制度的落实措施提出进一步的研究论证,以期为当下帮信罪电子证据的司法适用提供一些社会基础。

帮信罪适用范围限缩的法理逻辑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不当扩张容易突破传统刑法的共犯理论,不仅与违刑法谦抑性,更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格格不入,因此具有适用限缩的价值依据与法理逻辑。基于此,首先,“明知”的认定标准应同时满足“明知他人借助网络实施犯罪”“明知自己为他人犯罪行为提供帮助”“明知帮助行为为不法”三个条件;其次,帮助行为正犯化应当脱离刑法287条第一款的情节严重进行判断,并明确适用除外情形;再次,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群体,可以采取非刑事处罚手段予以解决,转变至行政处罚等方式处理;最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措施适用倾向于非羁押措施,避免陷入司法惰性的怪因。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的证明——从推定到综合认定

关于帮信罪中“明知”的认定和证明,司法解释经历了从推定到综合认定的转向。该罪中的推定是可反驳和允许性的推定,其目的在于降低证明难度;而综合认定是一种证据审查判断方式,意在防止因证明过程简化而简单客观归罪,从而实现审慎认定。故综合认定对推定规则的适用具有限制和规范作用,在符合推定情形时,依然要用综合认定对推定的作出加以检验。推定属于证明过程的中断,并非证明方法本身,因而只能从外部有限地指导“明知”的证明。综合认定的性质及其内含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要求对“明知”的证明采用整体主义证明模式,从整体上评价现有证据能否与“明知”的主观心理相契合。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困境与应对——以114份刑事判决书为分析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及后续配套出台的司法解释,对打击日益猖獗的新型网络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经济有序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通过实务经验分析发现,该罪在司法适用和刑法规制上,仍存在困境。通过节选114份相关刑事判决进行分析,引述个别判例裁判观点,总结造成上述困境的“致病因素”,即系“明知”过于认定主观、“帮助”情节标准差距、“上游”犯罪论证不足,上述“致病因素”最终致使该罪沦为网络犯罪的兜底处罚。要解决上述困境,应在锁定上述“致病因素”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直接措施改进该罪的司法适用条件;另一方面,考虑长远措施以完善该罪的刑法规制设置。以期在打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方面,实现“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