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运营者成立帮助犯的条件

对于网络平台运营者而言,只要用户利用网络平台实施了故意犯罪,就可能产生帮助犯的刑事可罚性。尽管理论和实践普遍认为网络平台运营者能够成立用户犯罪的帮助犯,但是,其中具体的成立条件仍然有待澄清。运营网络平台的行为成立用户所实施之主行为的帮助犯,需要满足2个条件:平台运营者对网络平台的运营必须对用户借助平台所实施之主行为具有客观上可归责的帮助作用;平台运营者必须具备相应的帮助故意。因此,有必要分别从这2个方面对网络平台运营者之帮助犯的成立条件进行澄清。

试论帮助犯的构成要件——从台湾刑法理论入手

犯罪的定型化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关键,作为定型化标志的构成要件明确了刑法对于犯罪的形式要求,将犯罪化限制在可预测的范围内。构成要件概念对于典型的犯罪形态——单独犯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对于非典型的犯罪形态——帮助犯,构成要件却成了一个被遗忘、被忽视的概念。目前,帮助犯成立的要素都被台湾学者列举的帮助犯成立条件所涵摄,研究帮助犯的构成要件则需要将这些要素中与构成要件的组成有关的部分,在构成要件的框架下组织起来,由此得出帮助犯构成要件的概念。

论贩卖毒品罪帮助犯

随着毒品犯罪国际化、网络化的发展,毒品犯罪形式呈现多样化、隐蔽化。以帮助毒品犯罪人员日益增长、毒品犯罪形式不断出新为任务,作用逐渐彰显的毒品犯罪帮助犯,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犯罪力量。现今,我国毒品犯罪形势严峻,但刑法理论界针对毒品犯罪帮助犯研究较少,如何认定毒品犯罪帮助犯,对毒品犯罪帮助犯如何处罚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文章结合司法实践,重点论述毒品犯罪中贩卖毒品罪帮助犯的认定及处罚。

帮助犯因果关系检讨——以共犯处罚根据论为视角

帮助犯的因果关系是对帮助行为本质的探讨,即什么样的帮助行为才能成立可罚帮助犯的问题。对帮助犯的因果关系的研究与狭义共犯处罚根据密切相关。如果以法益侵害作为构建刑罚可罚性基础,帮助行为必须与法益侵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与单独犯因果关系不同,只要帮助行为令法益更可能、更强烈受到侵害或令犯罪更容易实施即可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帮助犯因果关系:反思性检讨与教义学重塑

就帮助犯既遂的结果归责而言,学理上尽管在形式上均认可因果关系乃其必要条件,但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则通过将条件关系缓和为促进关系,实现了有别于传统因果关系理论体系的路径转型。在帮助犯因果关系的判定中以"促进关系"替代"条件关系"的本质是一种"风险增加"概念的具体运用,与帮助行为结果犯属性相悖,也无法证立共犯因果性的特殊化。帮助行为所引发之不法构成要件事实,包括正犯行为本身也包括构成要件结果,两者之间因果关系之判断应采用合法则性条件说。

论片面帮助犯

片面帮助犯是典型的片面共犯片面帮助故意应是独立萌生而存在的,而与正犯无犯意的联络片面帮助的行为系出于帮助的意思,而非出于自己犯罪的意思,即其参与犯罪的原因,仅在于助成他人犯罪的实现。片面帮助犯的帮助行为,仅限于有形的物理协力方式。不作为的方式可以成立片面帮助犯。

共同犯罪的正犯、帮助犯理论的反思与批评

对于共同犯罪人进行怎样的分类,这是由一国的刑法传承所决定并与其刑法文化相联系的。混合型分类方法在共同犯罪人分类这一简单但充满逻辑挑战的问题上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冲突。通过证伪方法可以彻底否定那种分工形式用来认定犯罪的错误观点。作用地位分类方法的最大优点就在于能够较好地评价各共同犯罪人在同一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以此较好地评定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从而为恰当地解决各个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轻重奠定基础。从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规定中可以看出,正犯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正犯就是实行犯;第二,正犯就是主犯。但在司法实践中实行犯的主犯地位并不是必然的和绝对的。我国刑法有从犯但无帮助犯的规定。所以在中国刑法中研究帮助犯的概念还缺乏法律依据,在中国刑法学上谈及帮助犯的概念并没有必要,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引入帮助犯的概念也没有意义。

本土语境中帮助犯处罚根据新论——共同引起说之提倡

德日犯罪论体系中的帮助犯处罚根据问题在我国刑法语境中具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价值。现有理论对帮助犯处罚根据的解说既有贡献又有局限。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共同引起法益侵害应成为处罚帮助犯的具体根据。作为原因力的帮助行为及于法益侵害的表现是融入犯罪结果或具体危险之中。

论帮助犯的因果关系

处罚帮助犯的根据在于帮助犯通过正犯侵害了法益,其属于刑罚扩张事由。因此,有必要限制帮助犯的处罚范围,区分帮助犯与不处罚的未遂帮助以及帮助关系的脱离。由于帮助行为缺乏类型性,应当借助于因果关系,从客观层面进行限缩。成立帮助犯,要求帮助行为与正犯的行为和结果均存在因果关系。帮助犯的因果关系,包括物理的因果关系与心理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帮助犯的因果关系,应当分别情况,具体判断。

必要帮助犯之主犯化——以网络涉枪犯罪中提供“交易平台”和“技术信息”为例

从网络背景下涉枪违法犯罪的现状入手,从非必要帮助犯和必要帮助犯两方面展开分析,认为非必要帮助犯并非实行或者完成犯罪所不可或缺,必要帮助犯对于实行行为来说成为必要条件。阐释必要帮助行为的主犯化,指出从刑法规定及刑法理论通说看,在共同犯罪中提供帮助行为者是作为从犯认定的,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这样认定并不一定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帮助犯,依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分为非必要的帮助犯和必要帮助犯。必要帮助犯,依其在共同犯罪中更不可或缺的作用,应当予以主犯化。

论刑法中的不作为帮助犯

本文认为以不作为方式同样也可以帮助他人实施犯罪。不作为帮助犯本质上是一种不作为犯 ,因此其成立以帮助者有作为义务为前提 。

德日不作为帮助犯犯罪构成的争议

不作为帮助犯的构成要件、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标准既是认定不作为帮助犯成立与否的理论基础,也是不作为者承担不同刑事责任的根本依据,但是如何厘清共谋共同正犯与不作为帮助犯的界限基准,学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因此,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时,"不作为的帮助"行为才能转化为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作为帮助犯的问题在德日历来是不作为共犯问题的核心,我们可以通过其研究的比较找出此争议问题的解决途径。

认定片面帮助犯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作为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 ,片面帮助犯有其特定的内在专指性。为了做到准确认定 ,本文以比较的方式对其与同时犯、无形共犯、间接正犯、不作为犯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帮助犯的因果关系

从不同的共犯处罚根据学说的立场出发,对帮助犯的因果性问题会有不同认识。但是,站在修正引起说的立场上,可以得出要求共犯行为也必须与通过正犯行为引起的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结论。在具体判断共犯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要特别注意存在心理的因果性的情况。

网络帮助犯正犯化之检讨——以《刑法修正案(九)》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帮助犯正犯化的体现。"网络帮助犯正犯化"的做法有诸多不合理之处:网络帮助犯的社会危害性过高的前提有失偏颇;不能达到加重网络帮助犯的刑罚之目的;以刑事追诉障碍为由给网络帮助犯设立独立罪名与刑法定罪的逻辑相悖。传统的共犯理论可以解决网络帮助犯的刑事责任问题,《刑法》对网络共同犯罪不能反应过激,否则会浪费立法资源。

承继帮助犯理论诸说辨正

责任共犯论或不法共犯论的处罚根据无法为解决承继帮助犯问题提供理论根基,因果共犯论能够为解决承继帮助犯问题提供理论前提。在因果共犯论下,承继帮助犯中不可能承继介入前正犯行为已经造成的任何结果,即“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不可能回溯地归属”,而只能与介入后的正犯行为探讨是否成立帮助关系。基于评价角度的不同,正犯行为具有相对性,承继帮助犯所介入的正犯行为需要从帮助犯的视角进行规范性再评价,而并非一味强调正犯行为的决定性。因此,全面否定说和限制否定说(一般情形)则是解决承继帮助犯归责问题的适正学说。

刑事政策视域中帮助犯的定位之探讨

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即为了遏制和预防犯罪而颁布的各种策略、措施、制度和方针等。建国以来．我国先后颁行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不同类型和性质的犯罪行为和犯罪人区别对待是两种刑事政策的核心要义。帮助犯是共同犯罪的参与类型之一．刑事政策对帮助犯的合理定位关系到司法实践对帮助犯的准确处遇．如果认为帮助犯属于刑事政策中“宽大”或“宽”指向的类型．那么对其处罚则应较轻．反之则应较重。究竟应如何把握我国刑事政策对帮助犯的应然定位．本文试作探讨。

论帮助犯的因果关系

对帮助犯的因果关系的不同理解,影响到其和共犯的处罚根据、共犯的从属性、独立性的关系。从事实结构来看,物理上的帮助行为实施完毕之后,可能还有心理因果关系的存在,帮助行为是否对结果造成影响,就会因物理帮助和心理帮助的不同性质而存在差别。否定帮助犯因果关系的学说存在根本错误。帮助犯的因果关系要依次从物理帮助和心理帮助两个方面来判断。其成立条件分别是存在物理或精神上可罚的帮助行为,而且帮助行为一直要持续到结果的发生。

“帮助犯正犯化”立法实践的教义学展开

"帮助犯正犯化"的立法现象引发理论界的热议,从立法模式的质疑到正当性论证,再到教义学审视,其研究涉猎了广度和深度。当前对帮助犯正犯化的理论研究存在定位上的缺失。作为通往正犯之第三条路径,产生的是正犯的特殊类型,其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图式:(从作用)正犯<(主作用)帮助犯<(主作用)正犯,是帮助犯正犯化立法的最关键动因。只有在此基础上展开帮助犯正犯化研究,才能突现其立法价值。

帮助犯未遂研究

根据共犯从属性理论,帮助犯未遂在正犯着手实行犯罪而未遂时成立,但帮助犯未遂与正犯未遂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失败帮助和无效帮助的场合下,帮助者的行为不属于帮助犯未遂的范畴,应当比照教唆未遂的情况对帮助者以独立帮助犯论处。对于帮助犯未遂的处罚应限制在帮助犯参与重罪的情况,坚持以帮助犯的既遂犯而不是以正犯为参照标准的必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