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主义为中心构建的历史体系--常乃悳世界史研究成就探析

作为五四运动后的新派历史学家,常乃悳在世界史研究领域成绩卓著。他尝试运用生物史观的核心思想国家主义剖析西方政治史与文化史。归纳而言,其世界史研究的最为显著之处在于力图以国家主义为中心构建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体系,对当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史学与生物学的对话:常乃惪生物史观新探

常乃惪批判地吸收了生物学、物理学和赫胥黎等人的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物史观。其生物史观的要义包括四点: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历史,人类历史不能超出生物学公例的范围;重视对“关系”和“组织”的探究;以变动的眼光看待万物运行;事物的发展不是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而是在肯定之中包含着否定。生物史观虽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待历史,但却从生物学升华到了历史哲学的层面。常乃惪认为单纯记录历史现象不能称为史学,史学是时代命题,映照一代思想,须表现一种意义。一种史观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它的哲学水准,还要看它在历史解喻上的成绩。常乃惪的中国文化史阶段论、“文化病”学说和社会生成理论颇能表现其生物史观的特点。他将文化改造看作核心内容,不愧为民国时期启蒙和救亡运动的一种新尝试,但无法推动社会的变革,反映出民国时期学者救亡的努力与局限。

常乃惪生物史观与斯宾塞进化哲学之比较

虽然都是以进化论和社会有机论为各自理论的中枢,斯宾塞秉承经典物理学的时空观念,将进化论建筑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常乃惪则吸收补充了进化论,将生物史观建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基础之上。立论的差异,导致双方在社会、宗教、伦理等核心内容方面有了明显的不同。

常乃惪历史哲学述论

常乃惪从史学科学化的立场出发,试图寻求对人类历史发展作出规律性解释的历史哲学。常乃惪的历史哲学就是生物史观,主张人类历史进化受到生物学法则的支配。其理论在论证历史发展统一性的同时,也兼顾到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

进化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新阶段——常乃惪对进化论的继受与重新解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常乃惪在继受进化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建立有机进化论,并以此剖析中国社会的现实,论证国族社会的合理性。企图颠覆旧有的伦理秩序而建立新的道德体系,以实现国家的独立自强。这标志着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读常乃惪《中华民族小史》——基于中华民族“多元”思想的考察

"中华民族"一词的广泛使用始于20世纪初,而人们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种思想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先生所提出来的一个学术论断才进一步了解。常乃惪《中华民族小史》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思想,但此书对中华民族的"多元"思想内容与费孝通侧重有所不同,故笔者想通过对常乃惪《中华民族小史》的"多元"思想出发,加强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解。

常乃惪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20世纪初是中国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文化界、思想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教育界也掀起了改革运动。常乃悳———出自山西常家的文化学者,发出了自己理性而深刻的声音,深刻地指出了当时教育制度的弊端,极力倡导教育应该寓于社会之中。他反对狭义的教育观,提倡敢于怀疑的教育精神,并且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势。常乃惪的教育思想及教育理念,推动了当时教育改革的向前发展,对当今的教育发展仍有不少启示启迪。

启蒙与救亡之间:梁漱溟与常乃惪的文化观述论

检讨传统文化,擘画新文化发展的路径与方向,是新文化运动后知识界在救亡主题下文化方略的总取向。在这样浓厚且充满争论性的文化氛围中,梁漱溟与常乃惪在文化取向与救亡方略上各成一家之言。新儒家思想和生物史观分别是梁、常二人构建文化观的学术基础和历史哲学。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梁漱溟与常乃惪遵循各自的学说,依据自己的观察,描绘出线性和多元两种轨迹。梁漱溟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致力于乡村建设,试图消除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裂痕。常乃惪则在一片喧嚣中,构建“中国本位”的文化观,并走向了国家主义。时至今日,梁漱溟和常乃惪提出的中国文化如何回应世界,如何在文明的激荡与挑战中自处等问题依旧值得思考,而他们当年的答案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论常燕生以“生物史观”为基础的新法治主义

为适应近代中国的救亡需求,新法家主要代表常燕生融合西方进化论学说和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创生出有机生物史观和国家主义法治思想。以此为基础,常燕生大力提倡文化启蒙,主张建构近代民族国家,呼吁走渐进改良式的救亡道路。常燕生的思想因而带有明显的济世救亡的工具主义特质。批判性地反思其缺陷和不足,镜鉴其菁华,必大有益于当世"法治中国"建设。

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

在后五四时代,文化的区域性与世界性是个敏感而微妙的问题,所见人各不一。时人明知东方和西方并未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却惯以它们来表述世界,提示出特定的时代关怀;而提出反对的质疑者,其实也有具体的针对性。尽管时人可以在缺乏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相互分享的探讨,后人则不宜忽视当年那些似可不言而喻的歧异认知。而当从仿佛可以不计的"小异"中,探索其间的"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