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拉大

"十三五"时期,为落实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加快引导农民工有序落户城镇,国家应统筹安排、做好顶层设计,完善与农民工"带资进城"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探索建立农民工市民化的区域协调机制。地方政府应在深化落实各项改革政策基础上,积极探索、勇于创新,更加注重引导农民工充分就业并提高就业层次,推动农民工在大中小城镇分层落户和就地落户等。

南充 :破题新型城镇化

《四川省“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2025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的目标。相比全省,南充新型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截至2022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1.75%,要在三年内破题新型城镇化,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任重道远。

城镇化下一个突破口在哪

3月5日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下称“报告”)中,一个数字十分引人注目:去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提高到65.2%。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目标,“十四五”时期,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提高到65%。如今,“十四五”尚未过半,目标已然达成,速度不可谓不快。是什么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增长动能又还将持续多久?

《城市公共服务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城市公共服务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一书由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倪超军教授著,于2022年12月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前所未有且人数数量最多的人口迁移,这不仅影响着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还关系着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形成。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了60%,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6.22个百分点。

“十四五”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新方向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化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城镇常住人口从1978年的1.72亿增长到2019年的8.48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7.92%提高到60.60%。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十四五”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

“物业城市”助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基于深圳市的实证分析

城市治理是保障城市各要素平稳运行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突飞猛进,截至2022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5.22%,但粗放式发展模式也造成市容面貌不整、运行效率低下等诸多顽疾,为城市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中西部地区县城城镇化载体功能研究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到2021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2%。但是,东部、东北和中西部城镇化水平的区域性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也客观存在。以中部地区的人口大省河南为例,2021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56.45%,低于全国水平8.27个百分点,与东部和东北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更为明显。

贵州省城镇化发展与金融支持关系的实证研究

通过采用1978—2018年贵州省城镇化以及金融方面的数据,利用贵州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指标RHL来刻画贵州省的城镇化率,利用贵州省金融相关率FIR和贵州省金融效率JXL来刻画贵州省的金融支持,并通过利用VAR、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等方法对贵州省城镇化发展和金融支持的关系进行有关研究。得到贵州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RHL与贵州省金融相关率FIR以及金融效率JXL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即长期稳定关系,而且通过格兰杰检验,发现贵州省金融支持推动了贵州省城镇化的发展,但是贵州省城镇化的发展对贵州省的金融发展至少从研究的时间段以及所用的指标和方法上来看,并不是推动贵州省金融发展时间上的原因。因此要进一步推动贵州省城镇化的发展,就应该大力发展金融以及金融市场。

体制机制创新:安徽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创新,目前是理论界和学术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体制机制创新,对安徽新型城镇化来说最为迫切。近年安徽新型城镇化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虽然居住在城镇,但并未融入城市,在就业、教育、住房等社保和公共服务方面没有享受市民待遇。要提升安徽新型城镇化,就必须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通过创新,不分户籍、学历。"解放人","发展人"。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走出安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0-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来反映居民储蓄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之间的关系。最终发现:1990-2019年,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呈现快速单调递增的前提下,少儿抚养比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并最终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状态;老年抚养比则一直呈现较为缓慢的增长趋势;居民储蓄率呈现波动性上升的趋势,并最终稳定在一个较高水平区间呈现震荡上升的状态。基于此,本研究提出:需要积极转变人口思想——从人口数量转变到人口质量;需要注意到人口年龄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优化人居环境

2021年,围绕聚人生财和“六大专项”行动,黔南州着力打造贵惠长龙环贵阳城镇带,重点建设都匀区域性中心城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4.9%,排全省第3位,在库棚改项目63个38040户,新增棚改完成1383套,完成年度目标任务110%,全年完成投资20.95亿元。

城乡人口迁移流动新趋势——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分析

引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跨地域流动限制逐步减弱等因素影响,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增长,人口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基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90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26.41%,2000年提升至36.22%,2010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49.95%,并于2011年首度超过50%,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进一步提升至63.89%。

筑牢产业根基 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截至2023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2%,而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则仅为49.7%,距离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随着大城市城镇化速度逐渐放缓,县域将是全国城镇化的重要潜力空间.

拓展城镇化空间格局 增创城市发展新优势

2022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5.22%,较上年末提高0.5个百分点,达到中高收入经济体(65.2%)水平,与较高收入经济体(81.3%)相比,仍有15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从总体趋势看,“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期,城镇化动力依然较强。

长三角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实现分析

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确定2025年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格局的具体目标。通过整理和计算近年来中心区城乡居民收入指数、中心区人均GDP与全域人均GDP之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等指标,分析未达目标的省市,分析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城镇化率的相关性,在分析结论基础上罗列出目标达成最佳路径、梳理主要举措,并结合当地乡村振兴战略、产业战略、小城镇发展战略等提出建议。

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发展指数测度及沿海和内陆样本城市比较研究

本文阐述了国际门户枢纽城市(IGHC)发展指数评价体系建立的依据,并以国内20个重要城市为样本,采用科学规范方法进行了IGHC发展指数测度。结果表明,样本城市可分为高级发展层、准高级发展层、高成长发展层、一般发展层等不同等级,它们虽能级有别、水平不一,但各具特色,并从不同侧面彰显出IGHC的鲜明特色。本文还依据IGHC发展指数测度结果开展了三项延展研究:一是结合样本城市一级指标得分情况,对若干重要现象进行了分类解读;二是围绕IGHC建设需求,对沿海和内陆样本城市的不同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三是选择单位GDP用电量指标进行了与IGHC密切相关的发展质量等专题讨论。

“四个高于”:“十四五”四川发展目标知多少?

中共四川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制定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未来五年四川经济年均增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幅度、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升幅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这四个指标要"高于全国"。为什么要提出"四个高于",要实现"四个高于"又该如何办?

中国两个城镇化率之差的内涵、演变、原因及对策

对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差的经济内涵、演变趋势、形成原因和优化措施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两个城镇化率之差可以近似地表示农村户籍半城镇化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省、市一级的两个城镇化率之差没有经济意义;两个城镇化率之差整体上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速度超过了农村户籍人口落户城镇的速度。提出要缩小两个城镇化率的差距,必须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核心,在保护农民工权益、推动制度变革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八方面全力推动实施城市更新

“城市的核心是人。”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城市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提高城市承载力、防治各类“城市病”开药方,为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十四五”时期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

规划书评

21世纪是一个城市世纪。联合国在2014年宣布人类进入“城市时代”,全球城市化水平首次超过50%。2020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亦超过60%。事实上,过去30多年来,我国每年进城落脚的农民工规模在2000万人以上。城市变得愈加重要,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和城市研究的重要性愈加突出,城市的基础性研究也愈加重要。传统城市研究多围绕单个城市或区域展开,鲜有跨区域尤其是跨国的比较性研究。进入新世纪,“比较性城市研究”正成为新热点[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