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安泰对常州派词学的继承与修正

作为常州派在岭南地区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詹安泰对常州派的词学思想,有继承,也有修正。他反对"极力抬高吴词的声价",主张"填词可不必严守声韵",这是对常州派词学思想的继承;他强调并坚持"从考明本事中以求寄托",是对常州派批评方法的重要修正。

论清代常州派骈古文互参之演进

清代常州派历经邵齐焘、洪亮吉、孙星衍、张惠言、李兆洛等一代代骈文家和古文家的创作和理论积累,常州骈文和古文的文体互参在渐演渐变中趋向成熟和通达,不仅骈文可以资取古文,古文亦可参体骈文,打破传统古典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定势,使骈文和古文的文体互参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创作上双向融合,形成乾嘉时期骈散合一的常州骈文派和阳湖古文派,使骈散合一之文在嘉道之后日益成为清代文章主流,开创并引领一代文章风尚。常州在朴学思潮兴起之后特富儒林而兼文苑的通才文章家,大多骈文和古文兼攻,故而能以一地之域兼擅古文和骈文并实现两种文体的融合,在清代文章学史上厥功至伟。

从附会求意到审美把握——常州派词学的理论升华历程

常州派词学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 ,形成了一个从附会求意到审美把握的自我完善的理论系统。张惠言提出意内言外的词学本体论及其比兴寄托的阐释方法 ;周济将之纳入感物兴发的诗学本源 ,以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对之进行了重大发展 ;陈廷焯进一步以沈郁顿挫的至味高境论词 ,并从解决“意 -象”关系进而解决“意—象—情”的关系 ;况周颐以重拙大在已发展得相当完善的常州词学上再加补一笔 。

常州派理论铺展的逻辑建构

在词派林立、宗尚不同的清代文坛,常州派论词崇尚尊体、意内言外、沉郁、重拙大境界等,理论主张独树一帜。和其它词派相比,常州词派更注重对词学理论的探讨,并善于在词学批评实践中构建、修正、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学说,其理论成就超过了前代。

试论陈迦陵在常州派的影响和地位

陈维崧系清代初期重要词人,他在清初产生了重大影响。乾嘉以后,常州派对迦陵的接受呈现较复杂的局面。从尊体和词史观两方面,可以看出陈维崧对张惠言和周济的影响,而谭献和陈廷焯则从“沉郁”的角度对迦陵的创作进行了评判,迦陵的词史地位由此获得认可。

常州派“沉郁”说之回响与传衍

作为常州派大家,陈廷焯的词学思想一直是被世人以"沉郁"说来解释并接受的。"沉郁"说对常州派词论的完善具有进一步的开拓意义。况周颐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沉著"说。"沉郁"说的理论内涵的实际应用在清代乃至现代词学作品里都是被提倡的。如强调作品要反映现实的词家王鹏运、朱祖谋等,他们在词学观上继承常州派的传统,注重词的社会价值。再到现代词学家詹安泰、吴梅、吴世昌等对词作的主张是分析其词要与词人所处的时代相结合,要知人论世,体现其强调作品的现实性等。这些都是陈氏所倡导的"沉郁"说在词史上的回响与传衍。

嘉道时期常州派词学思想之形成与发展研宄

常州派词学思想是清代词学乃至历代词学的一座重镇,对后来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皆有深远之影响。因此,深入探讨这一词派词学思想之形成与发展的演变过程,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词不同于其他文体之美学特质、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优秀词篇的艺术价值所在,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常州词人的士人心态、学术思潮以及嘉道时期词坛上出现的求变趋势作了具体的分析。说明常州词派之所以能够崛起于乾嘉之交,既与此时期特定之文化土壤及精神气候密切相关,同时也是词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词之美感特质为主线,对嘉道时期常州派两位主要代表人物张惠言与周济二家的词学主张进行了爬梳整理。重点论述并评价了张惠言词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即立意为本之内蕴要求——近于比兴之表现方法——低徊要眇之审美追求——指发幽隐之鉴赏原则四部分;以及周济词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即“词史”说:周济对词之内蕴的拓展主张——“有无寄托”说与“寄托出入”说: 周济的创作论——重视接受主体之鉴赏思想——“空实”说与“浑厚”说:周济词境思想之萌芽四部分。在论述过程中,既力求真实地揭示常州派词学思想的理论价值,又试图反映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期望还常州词派以本来面貌。

常州派词论家“以无厚入有间”说诠释

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二: 壬子秋,雨翁(按,指汤贻汾,字雨生)与余论词,至“有厚入无间”,辄敛手推 服曰:“昔者吾友董晋卿每云:‘词以无厚入有间。’此南宋及金元人妙处。吾子所言, 乃唐五代北宋人不传之秘。惜晋卿久亡,不克挥麈一堂,互证所得也。”同书卷三又说:

常州派“比兴”说词纵析

以“比兴”说词,是常州派词论的核心。此说发轫于张惠言,踵其事、增其华于周济、陈廷焯等,见之于他们所提出的不同的理论命题之内,体现在他们所熔铸和运用的审美范畴之中。审视和破译这些范畴,解析和评价这些命题和体系,不仅可以了解各家的理论特色和各自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可以看出常州派词论发展的阶段和理论思维方式演进的轨迹。一、张惠言:“意内而言外谓之词”

抒情传统视野下的常州派词学

抒情传统学说具有重要的文论价值与强大的诠释功能,清代常州词派在词学理论及批评实践中展现出抒情传统的深刻影响。常州派词论中包含了抒情本质、抒情特征、抒情方法、抒情接受等内容,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重要资源。

道德意识与词体美学特质——常州派词学研究的独特视域

随着对小词中蕴含的品质的逐步探讨,常州派对此种品质的实质有了一个独特的认识,即超越性的道德意识。而由于道德意识自身的特质,也就决定了词体的美学特质。正是在这样的视域中,常州派从道德意识这个角度对词体美学特质作出了不断深入地探讨。

论常州派词统的形成

在有清一代乃至整个词学史上,真正建立起词统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莫过于常州词派。从张惠言、董士锡到周济,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以周济编著的《宋四家词选》为标志,正式提出了一个体现词派特色的词统,在给学词者指出一条途径的同时,也张扬了词派的理论主张及其形成过程,即从张氏的“比兴寄托”到周济的“穷高极深”之趣,再到“有寄托”与“无寄托”相统一的发展历程。

作者之心与读者之意——关于常州派词学解释学的研究札记

常州派词学中包含丰富的解释学与接受批评思想,不仅补充和丰富了古代文学接受批评的相关理论,而且对晚清近代词坛创作以及词学由近代而现代的转型有着一定的影响。应当借助于现代解释学的相关理论,从批评的意图与过度诠释、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比兴寄托的标准与判断等三个方面,检讨常州词学的解释学思想。

常州派后劲之庄棫、谭献清词评成就述略

庄棫、谭献等常州词派后劲相继对常州词派理论加以补充、发挥,企图补救其理论上的偏胜,对其继续发展和完善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他们对清词评的发展也提出了各自的新观点,完善了常州词派清词评在理论建构中的意义。

常州派词论家周济的清词评成就述略

作为常州词派的后继者,周济发展、完善了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他在张惠言、董士锡等前辈的词论基础上提出了词史说及词的寄托出入说,这对指导当时的词学发展及创作方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清词当代评的理论和创作均有影响。

常州派词评的理论建构及其在词坛的影响

常州词派在清代嘉道年间顺应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及词坛背景应运而生,其理论构成了中国传统词论的一部分。它对清代乃至现代词坛的诸多词人及其词论观点的提出均提供了理论的表述模式及学理意义上的帮助,对中国的词史也产生了影响。

论常州派领袖张惠言的词论与词作

嘉道词坛,浙派日衰,颓风日盛。外部的社会危机和词坛内部的流弊促使词风变革成为必然。张惠言于嘉庆二年编《词选》,尊词体、重寄托、别正变,成为常州词派兴起的标志。张惠言的词作清新疏朗,格调高远,是对常州派词学观点的积极实践。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和词作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花鸟画讲座(六)雅俗共赏 亦庄亦谐——常州派、扬州八怪及海上诸家花鸟画

美术史中论及清代绘画发展,往往认为以山水画最为发达,而且流派纷呈,画家众多。其实,就艺术上的创造革新而论,这个时期的花鸟画更为突出。清代260余年中,无论是花卉、翎毛、草虫及“四君子”画,还是工笔、写意、水墨、重彩等诸般形式技巧。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常州词派──兼评常州派尊体是“虚假、歪曲”说

常州词派是继浙西词派而兴起的，并在与浙派对垒中取而代之，成为清中叶至晚清词坛主流。鉴于有学者斥常州振“尊体”为“歪曲的”、“虚假的”、“是封建卫道士的骗术”，本文认为：1、常派词论主张与浙派是异中有同，不应片面地专攻常派；2、常浙两派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常派代替浙派，是一种进步；3、常派也是独特地域造就的，不能离开当时常州各大学派孤立地评价常州词派；4、常派张惠言既是词人，又是经学大师，后继者周济则是史学家，他们以其学养与词的美感特质做了巧妙的结合，不应唯心地追查其词论的动机。

常州词派词学“寄托”说的现代价值——词学“寄托”说之二

作为常州词派的理论核心,“寄托”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逐渐与“比兴”分离从而获得独立的审美意义,成为独立的词学研究范畴。这是“诗言志”在词学中的落实,也是对词体美学特质的确认。“寄托”作为独立范畴,赋予读者参与重建文本意蕴的权利,赋予词学一种几乎全新的阐释模式和批评话语。在解决“言”“意”矛盾的策略上,“含蓄”的美学效果是言已尽而意未尽,已经知晓的意义在表层文字中表露无遗,期待探究的意义在表层文字之外,“寄托”则追求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效果。张惠言坚守着儒家以德为本、美善相兼的悠久传统,推求词旨时表现出泛政治化的倾向,也有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