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任务得以执行的“适配—对接”:基层减负的自下而上进路

随着基层政府职能与所处环境的变化,非常规任务与专职任务、专业化运作之间的张力也日益凸显。通过对东部某市X街道职能部门完成非常规任务的过程分析发现,基层政府可以通过“适配—对接”机制在平衡张力的基础上执行非常规任务。“适配—对接”机制包括贯通责任传导、适配主轴资源、整合串联要素,以及显性化对接任务四个步骤,在完成上级部署的许多创新性工作的同时,保证了基层政府内部主轴例行化体系尽可能少受到影响,从而在治理实践中保持了某种程度的平衡。“适配—对接”机制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减负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为基层行政体系提供了一个压力排解出口,然而,也会导致向上传达治理能力信号时的虚高,提高上级政府预期,从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加大基层治理与竞争的压力。

基层政府常规任务的推进策略与逻辑——基于A县植树造林的案例分析

常规任务是理解政府理性化运行的窗口。既有研究聚焦中心任务、主要官员和非常态下的政府运行,缺乏对常规任务、普通官员和日常流程的关注。基于政府行为理论之于常规任务的适用性,论文分析了A县植树造林的开展过程,回答了在缺乏资源配置与主官注意力分配的情况下,常规任务如何以及为什么被推进的问题。论文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业务部门在推进常规任务时效仿中心任务,一方面通过增加任务、督查检查、尝试一票否决的方式全过程加压,另一方面借助部门奖励、综合考核、荣誉评比进行激励。然而,上述正式策略存在以下局限:任务量的激增并无相应的资源配置,督查检查缺少强力的问责,薪酬与荣誉激励的强度不足。在此情形下,非正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常规任务。嵌入于多任务情境下的科层结构中,常规任务的推进遵循着考核主导的条块关系逻辑、技术官僚的自我实现逻辑与围绕中心的任务关联逻辑。与既有研究关注中心任务、人格化因素与科层制弊病不同,论文将对政府行为的分析拓展至常规任务,论证了科层结构中理性化因素的正面影响,进一步打开了地方政府常态化运行的“黑箱”。

科层组织如何应对非常规任务?

科层组织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性组织形态,科层组织的技术优势和组织优势使其能够高效地完成常规任务。但在风险社会和“乌卡”时代,科层组织总是遭遇许多充满复杂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棘手问题”,并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总是显得力不从心。科层组织的根基是理性主义,学术界对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与修正,呈现出一条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再到非理性的发展脉络。为更有效地应对非常规任务,科层组织采取了创新组织理念和重构组织结构等多种变革方式。在中国的治理实践中,应对非常规任务的治理策略主要有议事协调机构、工作专班、项目制、运动式治理等,这些治理策略的内在逻辑是将行政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以最大限度地克服组织僵化和整合有效资源,进而完成组织任务。

工作专班如何落实非常规任务?——重构科层制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工作专班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应对复杂问题的一种常见组织形态,既承担任务协调的功能,又负责具体项目的落实到位。非常规任务与科层制治理的内在张力是设置工作专班的逻辑起点,工作专班不是对科层制常态运作的替代,而是应对环境突变的一种调适机制。它利用科层体系的现有资源,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治理结构,在科层组织中嵌入隐形化的项目团队,推动非常规任务的高效落实。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工作专班“08环境办”的典型案例研究显示,该专班依靠任务驱动的人员抽调机制、责任驱动的资源抽取机制、项目驱动的知识应用机制、业绩驱动的评优激励机制进行运作。工作专班有效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落实非常规任务的能力,为重构科层制治理积累了新经验。

信息技术、常规任务劳动力与工资极化

以信息技术应用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取代了大量以常规任务劳动力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进而可能引发工资极化问题。本文基于扩展的工作任务模型从理论层面剖析信息技术是否会引致工资极化,并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信息技术会通过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影响工资,这种替代性对劳动者工资水平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弱化了城市层面信息技术进步对工资带来的提升作用,同时也强化了行业层面信息技术进步对工资带来的负面冲击;该替代性对工资的不利影响在常规任务劳动力群体尤为突出,导致常规任务劳动力工资增速较慢,从而产生工资极化现象。本文的研究为应对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工资极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证据。

非常规任务、官员注意力与中国地方议事协调小组治理机制--基于A省A市的研究(2002～2012)

议事协调小组是中国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机制。这类议事协调机构既是传统官僚制在新环境下对非常规任务的反应,又是主政者调配资源、管理注意力的一种方式,体现的是效率逻辑和合法性逻辑。在对A省A市14位小组工作人员深度访谈和对319个议事协调小组全样本普查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地方议事协调机构的类型、设立动机、运作过程和后果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分析了中国地方议事协调小组机制的生成逻辑、采纳逻辑和运作逻辑。研究发现,我国的地方议事协调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自主设置型和被动设置型。议事协调机构可以有效调配权责资源、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是也存在行动者范围扩大化的问题,导致参与者精力分散、疲于应付。这也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废立循环的原因。

承接离岸外包、常规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工资极化

垂直专业化分工模式的发展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对世界各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继欧美发达经济体之后,中国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工资极化现象。有鉴于此,本文扩展了李嘉图工作任务模型,分析承接离岸外包、常规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以及承接离岸外包引致的技术外溢效应对工资结构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1)承接离岸外包主要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生产率这一途径引致工资极化;(2)常规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同样导致工资极化,并且其对高技能劳动力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比低技能劳动力更大;(3)高技能、中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中介效应显著,表明承接离岸外包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工资极化。因此,政府部门应关注职业供需动向,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不仅有助于中国尽快实现国际产业价值链的攀升,而且有助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工资结构的优化。

任务型组织中的任务决定论

任务型组织是由任务决定的组织,这是它与常规组织的根本区别。常规组织基本上可以看做是以组织的存续为本位的,是组织决定了任务,组织的专业性质、内部结构等,决定了它承担什么样的任务以及如何承担任务。任务型组织则是因任务而设立和因任务的完成而解散的组织。所以,任务型组织的任务与目标关系、任务的解决方法,都与常规组织不同。

全球价值链重构、任务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55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对接中国30个省份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双边货物贸易、双边服务贸易数据,测算1995—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细分18个行业的任务贸易,在此基础上检验国际任务贸易和国内任务贸易对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第一,中国的任务贸易以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为主,这说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主要集中在生产制造领域;随着服务业渐进式开放,我国服务业任务贸易逐渐增多。第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国际任务贸易会促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国内任务贸易则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是在该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情况发生反转,国内任务贸易会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数据显示,国内任务贸易每增加1%,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152%,远高于之前国际任务贸易的作用强度。第三,细分贸易类型,非常规任务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常规任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一方面要通过国内任务贸易强化对本地生产要素的利用,发挥聚集经济的作用,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另一方面要注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强化非常规任务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任务型组织设立的三条路径

任务型组织的设立可以有三条路径:一条是在常规组织内设立任务型组织;另一条是在常规组织间设立任务型组织;再一条是在常规组织之上设立任务型组织。第三条路径也可以看作是组织职能调整的过程,一般是作为改革的一项内容而提出来的。组织设立三条路径的选择取决于非常规任务的复杂性程度、重要性强弱以及影响面的大小,它们可以依次作为处理复杂性程度更高、重要性程度更强、影响面更大任务时设立任务型组织的路径。

转型视域下高校继续教育非常规组织研究

具有科层制特征的高校继续教育组织对于担承常规任务显示出了颇为有力的作用。在高校继续教育办学转型的背景下,随着任务的分化,出现了一种与常规任务相对应的非常规任务,并且这种非常规任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迅猛生长。科层组织固有的结构缺陷,使其在应对非常规任务上显得力有不逮。非常规组织以其灵活多变的结构特征,在完成非常规任务上,有着异于科层组织不可替代的优越性。构建非常规组织,在任务承接上应将组织发展理念转化为顾客动态需求,在结构设计应虚化中间管理层以保证任务灵活运转,在成员吸纳上应着力化解"组织恐惧"心理发生,在隐退对象上应聚焦在专项小组层面。

基于E-CARGO模型的多任务分配算法

多任务分配是管理和协同工作中的重要问题。采用E-CARGO建模来解决常规多任务分配问题(GMTAP)与组角色多任务分配问题(GRMTAP)。提出了两种算法:(1)通过把GMTAP质量评估矩阵转置转化为组角色分配问题(GRAP),再利用GRAP算法来完成多任务分配;(2)将GRMTAP分配问题转化为常规分配问题(GAP),利用K-M(亦称匈牙利)算法来实现多任务分配。最后,通过实验验证了GMTAP与GRMTAP算法的有效性,即,算法很好地满足了多任务分配问题的需要,也有效地扩展了GRAP算法与K-M算法的应用范围。

工作专班的运行过程、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作为一种新型议事协调机构形式,“工作专班”近年来频繁进入公众视野。本文以杭州市亚运工作专班为研究对象,在厘清运行过程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亚运工作专班遇到的困境,并探讨优化工作专班的路径。研究发现,工作专班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任务繁重,资源有限和沟通障碍,信息冗杂等问题。因此,工作专班还需要朝着促进专班的有效沟通和协同、建立合理的考核评估机制等方面深入优化。

合理构建任务层级,防止教学“碎、僵、窄、飘”——以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第五单元为例

语文学习主要体现为整篇文章甚至整本书的阅读与写作,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特征,这种综合性、整体性,往往导致学习的自发性、自然性、无目的性,最终导致群体任务的“乌合”性,可能影响学习效率。语文教学既要避免单篇教学微观化导致的“碎”与“僵”,又要避免单元教学宏观化可能导致的“窄”与“飘”。问题最终归结为教学中如何建构任务群。可以考虑依据学习任务的层次性和主次性,由“常规任务”、“核心任务”和“随机任务”构成一个符合语文学习规律的科学的学习任务群。

信息技术变革背景下工作任务与收入不平等

随着信息智能化的飞速发展,根据劳动力所从事职业的工作任务是否更易被编码和自动化,工作任务可被划分为常规任务和非常规任务。从不同类型工作任务回报差异的视角理解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职业信息网络数据对工作任务回报差异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表明,劳动力从事的职业中非常规任务越密集,其获得的回报越高;常规任务越密集,其获得的回报越低。不同类型工作任务内部收入不平等现象也不尽相同,非常规任务密集的职业中,其职业内收入不平等更高;而在常规任务密集的职业中,职业内收入不平等相对较低。在非国有单位和信息技术发达地区,非常规工作任务的高回报更显著,职业内收入不平等问题严峻。对中国2002—2020年总体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进行反事实分解发现,非常规任务和常规任务的回报差异是影响总体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对总体收入不平等有增加的作用,非常规任务和常规任务的结构变化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很小。

工业机器人、工作任务与非常规能力溢价——来自制造业“企业—工人”匹配调查的证据

当前,以工业机器人为载体的新技术日益接手以往由人工执行的任务,将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和工资分配方式。本文通过理论模型表明,由于工业机器人与不同工作任务具有不同程度的替代弹性,其中,对可编码和重复性的常规任务存在替代性,对高级认知和社会互动的非常规任务具有互补性,工业机器人的引入促使非常规任务相对工资增长,从而非常规/常规任务工资差距扩大。利用制造业"企业—工人"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工业机器人使非常规任务工资大幅增益,工业机器人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是任务偏向型(TBTC),而非传统意义的教育技能偏向型(SBTC)。此外发现,在私营、外资企业以及出口贸易企业中,工业机器人对任务工资差距影响尤为明显。工资差距更多来自于非常规能力的价格效应而不是禀赋效应。本文有助于理解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如火如荼的"机器换人"现象及所产生的劳动力市场影响,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机器人、工作任务与就业极化效应——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如何在更好地利用新兴科技的同时促进高质量就业,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表明,由于机器人与不同工作任务的替代弹性不同,机器人使用将导致非常规任务就业增长,常规任务就业减少,产生就业极化效应,且这种极化效应在机器人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接着,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机器人进口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相比于常规任务劳动力,机器人显著促进了非常规任务劳动力就业;而且,机器人的就业极化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出口贸易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机器人确实是通过常规任务岗位替代效应和非常规任务岗位创造效应导致了就业极化;相比于技能偏向,机器人更多体现的是工作任务偏向属性(RBTC)。本文深化了对机器人如何影响就业结构的理解,为制定数字经济条件下的高质量就业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谦亦有度:领导谦卑与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倒U形关系

基于内隐领导理论,本研究构建了领导谦卑与员工主动性行为之间的倒U形关系模型。通过两阶段调研211份领导与员工的配对样本,本研究结果显示,领导谦卑与员工主动性行为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适度的领导谦卑能够促进员工主动性行为;而当领导谦卑超过一定界限时,员工主动性行为反而逐渐下降。领导能力与任务常规性调节了领导谦卑与员工主动性行为之间的倒U形关系。领导能力越弱,任务常规性程度越低,领导谦卑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倒U形影响越显著。研究结论为如何通过提升领导谦卑促进员工主动性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创城运动中的组织动员:网格化发包与注意力竞争——基于A市“创国卫”的个案研究

城市荣誉称号在城市时代附着了多重意义。因非常规任务的性质,地方政府多通过运动式治理来进行“创城”,但城市场域“陌生人社会”的特征日趋凸显,与集中动员之间形成逻辑上的张力。以“干部下沉”为主要表象的组织动员机制成为了消弭二者间距的关键变量。该机制以事本逻辑和运动逻辑串联,具体机理包括“事本主义”输入、“网格化”发包、“注意力”竞争和“有效性”输出,实现了全面覆盖的城市动员格局。G省A市的“创国卫”行动充分验证了该机制,并达成了“一次申报、一次通过”的既定目标。然而组织动员的不可持续性、干部的权责分离、科层的条块分割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单向关系等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性改善。运动式治理可作为“过渡性”治理工具存在,但仍要促使其向长效治理转变。

祛风养血温经法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

目的观察运用祛风养血温经法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SHS)的临床疗效。方法将46例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随机分成治疗组(23例)和对照组(23例),治疗组采用祛风养血温经法治疗,即针刺结合煎服加味大秦艽汤,针刺每日1次,每次20min,6天/周;加味大秦艽汤水煎服,日1剂。对照组只对患者上肢进行常规的任务导向性训练,每天1次,每次45 min,6天/周。对所有患者进行为期4周的治疗,患者在治疗前后进行Fugl-Meyer量表上肢部分(FMA-UE)、视觉模拟评分法(VAS)量表评定,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上肢功能障碍改善情况。结果治疗后组内评分比较,两组的FMA总分、VAS得分差异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组间评分比较,治疗组的FMA总分、VAS得分对比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结论祛风养血温经法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方面优于常规任务导向性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