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明治时代的阿伊努族人口政策

人口维持政策幕末是日本封建社会将要崩溃的前夕,当时日本国内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虾夷地的阿伊努人口减少的问题,从1822年至1855年,即自幕府停止直辖虾夷地时,至幕府再次直辖虾夷地时为止,30年间虾夷地的阿伊努人口减少5,489人,即减少了22.55％。直接影响虾夷地的劳动力人口和兵源人口。

走向全球文学的东亚汉文学——基于幕末明治汉文中国行纪的考察

1827年,歌德在与他人交流时提倡“世界文学”,距今已有近200年,但目前世界文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除了过度关注欧洲主要文学外,就是类似于作为歌德当年提出此观念背景而存在的民族文学的叠加,有违其初衷。我们有必要打破世界文学概念的思维定式,拥抱全球文学。就此言之,强调国别地区间的彼此互动、侧重汉文化圈的整体性路径与视野的东亚汉文学研究,具有一定意义。幕末明治汉文中国行纪是日本士人撰写的汉文学作品,反映出他们的实际创作水平,属于东亚汉文学的一部分。其作者大多是素养颇为丰厚的汉学者,在典范承继和规划描摹方面受到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其中包孕的经世之见在中国古代旅行文学作品中并不常见,显示出衍变创新的特点。对此加以研究能有效破除国别文学研究的纵向壁垒,强化汉文化圈文学研究的横向联系,也有助于激发其学术潜能,为构建中国话语和自主知识体系作出应有贡献。

忠臣“东渡”--日本幕末至明治前期文天祥作品的刊刻与接受

日本幕末至明治前期,文天祥接受达到高峰,作品刊刻成为常见的接受方式。这既与汉诗文领域的经世思潮有关,也因为专人选集的文献形态自江户中期蓬勃发展,成为汉诗文传播的重要载体。此时段的文天祥文献也以选集为主,诗选多于文选,选目与刊刻目的基本相符。《文文山诗选》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它参考了20卷本、16卷本的文天祥文集,以及别集外的部分文献。编者选诗时既考虑到题材全面性、篇目代表性,也对忠臣形象有进一步提纯。发掘文天祥与日本文化的关联、有鉴于当下,是该时段文天祥接受的特点。他被推举为忠君的象征,其作品也成为日人广泛利用的思想文化资源,产生了深远影响。

幕末与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上海认识——从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到远山景直的《上海》

对于幕末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人而言,上海首先是中国的上海;同时上海也是世界、尤其是西洋的上海,租界区域出现了与此前的中国本土迥然相异的新的样态;再次是与日本紧密相关的上海,19世纪末期以后,在虹口一带形成了以日本居留民为主体的日本人社会。这样一个多元组合、多重叠加、既相对分离又互相交融、同时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的都市,对于正在走向东亚乃至世界舞台的近代日本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认识,首先是对于以上海为媒介的中国的认识,其次是对于与上海相关的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于通过上海所体现出来的中日关系的认识。因此,近代上海对于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实际上具有三层意义:观察中国的现场;透视世界的窗口;反观日本本身的参照系。

幕末至明治初唐通事对日本外交翻译的贡献

日本幕末长崎的唐通事是一群锐意进取、才华横溢的优秀华人后裔。他们高瞻远瞩,与时俱进,率先学习英语,在日本外交等领域发挥了聪明才智。幕末至明治初期,他们主要充任翻译官和书记官,尤其在此段中日外交关系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迹。他们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虽然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这特殊的历史年代,多数情况下不知不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