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训练班政策的历史考察(1925-1933)

干部训练班是一种用时短、见效快、针对性强的集中培训方式,是党内训练的组织形式之一。这一政策的提出,一方面受到共产国际与早期留苏学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中共出于对革命形势的考量。基于早期党内外革命骨干培育经验、地方党团组织的前期实践,考虑到早期无法大规模公开办学的现实困境,中国共产党干部训练班政策应运而生。根据党内教育方针与政策具体内容的演变特征,可将干部训练班政策的早期发展以1927年大革命失败与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为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是最早且最普遍开办干部训练班的地区之一,在训练班的领导组织、教学要求、学员管理等方面开展了实践探索。尽管干部训练班的规范性与训练实效均有待增强,且缺乏政权保护,但早期干部训练班仅为干部培养方式的一种。中共在上海当地的办学实践为此后更为系统的干部教育积累了历史经验。

干部训练与台湾重建: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研究

《开罗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台湾的收复工作。接管台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军事等诸多复杂而具体的问题。因此国民政府设立了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拟定学员招录标准,编写教科书和参考资料,培训接管专才,以承担此项重任。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招收的118名学员,均来自国民政府各机关中年富力强的专业技术人员。在4个月的培训期间,这些学员学习了关于台湾的基础知识,研究收复台湾的具体问题,提高了行政能力。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对台湾恢复行使主权。100名台干班学员分批来到台湾,在台湾接收与重建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台湾复兴的中坚力量。

徘徊在嘉陵江上(上)——“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考论

“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成立于1939年的重庆嘉陵江畔、浮屠关上,为时三年即改为“国立音乐院分院”,是日后“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本文根据《中央训练团团刊》,及(中国)台湾“国史馆”、重庆市档案馆中的一手数据,尝试较全面地呈现“音干班”。本文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并尝试解答,首先音干班是国立音专的毕业生华文宪(1899-1940)一手推动,为何他以一人之力能在战时推动一个音乐学校的设立?二、音干班日后转型为国立音乐院分院,转型过程是否有争议?三、音干班的师生、教学、考试、实习,及学校生活如何?本文根据上述一手文献加以梳理。其四、本文也将为音干班的意义及其影响作历史的定评。本文论述的对象虽然是制度规章,但核心精神仍聚焦于人;试图阐发这些音乐人如何锲而不舍的努力,为战争中饱受摧残的音乐教育留下一线生机,并为他们战乱中徘徊于嘉陵江畔,悲欣交集的岁月留下较清晰的图像。

叶剑英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贡献

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是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叶剑英在该班的筹建、宣传毛泽东游击战争战略思想、民主管理、理论联系实际、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徘徊在嘉陵江上(下)——“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考论

“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成立于1939年的重庆嘉陵江畔、浮屠关上,为时三年即改为“国立音乐院分院”,是日后“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本文根据《中央训练团团刊》,及中国台湾“国史馆”、重庆市档案馆中的一手数据,尝试较全面地呈现“音干班”。本文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并尝试解答,首先音干班是国立音专的毕业生华文宪(1899-1940)一手推动,为何他以一人之力能在战时推动一个音乐学校的设立?二、音干班日后转型为国立音乐院分院,转型过程是否有争议?三、音干班的师生、教学、考试、实习及学校生活如何?本文根据上述一手文献加以梳理。四、本文也将为音干班的意义及其影响作历史的定评。本文论述的对象虽然是制度规章,但核心精神仍聚焦于人;试图阐发这些音乐人如何锲而不舍地努力,为战争中饱受摧残的音乐教育留下一线生机,并为他们战乱中徘徊于嘉陵江畔,悲欣交集的岁月留下较清晰的图像。

新中国海关首批红色干部的培养——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干部训练班述论

新中国海关成立之初,亟需德才兼具的新海关工作人员。1951年4月10日至1952年6月9日期间,海关总署委托上海海关创办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海关总署干部训练班。该干训班是新中国海关教育的开端,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它为新中国海关输送了首批五百余名海关骨干人才,奠定了新中国海关教育体系基础。

回忆“中组部南下干部训练班”

走进西柏坡 1947年3月26日,党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央机构分为三部分,即中央前敌委员会、中央后方委员会和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前敌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代表中央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作战;以刘少奇为书记,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组织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晋绥解放区临县三交镇一带,负责中央同各解放区的联系与后方工作.

“东影”干部训练班初考

1947年—1949年间,东北电影制片厂作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成规模、成体系的电影生产基地,先后开设四期干部训练班,以培训速成的方式形塑新人、改造原“满映”“旧人”,共培养六百多名当时极其缺乏的电影专业人才,充实与重构了人民电影事业队伍,有力服务于战时宣传使命,影响深远。全面深入地对“东影”干部训练班进行考察,有助于更好了解新中国电影事业是如何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很快开启的,利于丰富重写新中国电影史的学术研究。

国共合作创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不但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使用,就连国民党军队也运用游击战打击日本侵略军。为了适应游击战的需要,国共两党还共同举办过游击干部训练班。

“台湾警察干部训练班”与光复初期的台湾警政

台湾警察干部训练班设立于福建的长汀和梅列(今三明市梅列区),主要学员来自福建、广东等地。从1944年到1945年,培训了近千名学员,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赴台工作,成为光复初期接收台湾警政的核心力量。本文以邢翰、阮传发和张敏昌三位学员为研究对象,探讨台湾警察干部训练班的创建始末,对那一时期海峡西岸的警察教育进行简要的历史叙述。

国共合作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抗日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战初期国民党的军事战略家虽曾提出采取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相配合的问题,但它对游击战的认识是不深刻的,所实行的是以阵地战正规战为主体的防御方针.随着正面战场的溃败和大片国土的丢失。

华北保卫干部训练班——新中国公安教育的起点

1948年7月,为适应华北地区大中城市解放后组建公安机关的需要,华北局社会部在河北省平山县东冶村创办了华北保卫干部训练班,这就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前身。华北保卫干部训练班共举办了3期,训练学员210余名,大部分为华北地区专署公安处长和县公安局长,以及华北局党校和华北大学的青年学生。

吴伯超其人考论──关于吴伯超在重庆“中央训练团”任职及活动辨析

吴伯超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是一特殊时期的代表人物。笔者针对吴伯超在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的任职记载,从"讲师"、"主任"到相当于"中将"等各种称谓问题,通过史料考证和文献查证,还原其历史的"真面目",避免给后人留下"想象"的空间。

西柏坡时期的“黄泥警校”

“黄泥警校”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中央在西柏坡附近黄泥村创建的一所特种短期培训学校,被誉为“新中国警校的摇篮”。70多年前,警校的“一百单八将”在这里完成了半年的专业训练后,进京接管北京的治安,保障了开国大典顺利进行。之后,他们又从北京走向广州等大城市。他们的身影遍布大江南北,成为新中国公安事业的奠基者。迎接全国胜利,中央社会部筹建“训练班”,1948年5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根据全国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预计全国解放可能会快速到来,于是指示中央社会部迅速组建接管大城市的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培养接管城市的公安干部。

抗战时期盟军中的中国译员

抗日战争期间,为配合援华美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征调或招考了4000名左右的英语译员。译员主要来自大学及专科学校学生、在职编译人员和英文较好的知识分子。经过英文听写、中文英文对译、英语四十课等通译业务课程和国内政治、国际情报、情报学、抗建纲要等政治课程的数周培训,考核合格毕业后,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和中国战区美军总部依据培训成绩商议分配,但也受译员的政治倾向影响。培训和服务期间,译员享受一定的待遇。抗战胜利后,译员复员回到原学校或机关。译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些译员在战争中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有部分译员后因从译经历而备受艰辛。

从广东南方大学看叶剑英的办学思想

叶剑英元帅是我党我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素有“儒将”的美称。他不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开创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功臣之一。他一生勇于教育实践,先后参与创办了黄埔军校、红军学校、抗战时期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华北军大等学校,解放后又创办了广东南方大学,并担任校长一职,一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办学思想自成一体。本文拟从广东南方大学的创设及实践中,尝试分析作为革命军人的叶剑英在办学上的独到之处。

中原大学文艺学院的变迁

文章的作者是为中原大学的学员,后在武汉音乐学院工作。作者论述了中原大学的成立、文艺干部训练班的开办、武昌艺专的接管、中原大学文艺学院的成立、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以及"文革"后的变迁等历史。

高抬贵手

胡耀邦说:对这样的统战朋友,共产党是会正确对待的,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