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新国家干预理论的承继与发展

针对全球化、金融化和数字化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严重危机,斯蒂格利茨力图建立一个联通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综合性解释框架,全面揭示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斯蒂格利茨以美国社会上层精英与下层群体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为切入点,深入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背后的国家体制问题。其通过从理论上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弊端,继续拓展和深化凯恩斯主义的内涵,并从政策上阐述了自由主义左派的主张。在此基础上,斯蒂格利茨结合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的进步主义思想以及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新国家干预理论主张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系列改良策略。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由市场的根本属性只允许有限的改革空间,使得新国家干预理论及其主张难以转变为政策行为和实践。即便如此,斯蒂格利茨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深层问题的深刻揭示及其改革议程,在追求社会公平、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仍具有启示意义。

论我国家庭暴力防治双重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良好家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传统家文化观念的影响、现有法律对家庭暴力行为的防治力度不足等原因,我国家庭暴力形势严峻,亟待有效防治。基于此,建议充分发挥国家干预和社会自治双重防治机制,加强宣传引导和法治保障,建立多元主体化解家暴纠纷的联动机制,发挥家暴筛查机制的智慧治理功能。

国家干预经济中政府失灵的人性解读及控制

对政府失灵及其缘由的追寻和考究,是经济法学人长期以来的不懈追求,也获得了诸多真知灼见。然而,鲜有人注意到,人性中的"强"、"群"、"乐"等因素,才是政府失灵更为深刻的原因,从干预者人性的角度对政府失灵进行解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可靠的认识论基础,也可为经济法克服政府失灵提供有效方向和路径。

营业自由与国家干预交织下商主体营业资格之维度分析

商主体营业资格的维度在本质上体现的是营业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博弈与较量。在我国,商主体的营业范围长期受制于"强国家干预主义"的束缚,亟需进行一个从权力到权利的结构分化,以维护商主体的营业自由。基于公共利益、经济安全乃至财政收入的考虑,适度的国家干预不可或缺,但干预仅是例外,营业自由才是一般原则。由于商主体营业资格的维度确定体现在法律文本上便是营业执照,应当根据营业资格的维度不同设计出不同的营业执照取得条件和程序。

经济法原理新说之一:国家干预

对国家干预的经济法解说始终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也是重大难题 ,经济法的各种学说莫不围绕国家干预展开 ,因为国家干预是确立经济法的独立地位与学科特质的基石。本文对国家干预经济运行这一经济法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新的诠释 ,从国家干预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等方面作出了全面剖析 ,论述了国家干预的原因、国家干预的得失及对国家干预的限制问题。

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解读

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是国家为了实现个体意思自治难以及时、有效达成的公共目标而对经济生活进行的介入活动。在不同的时空场域,国家干预经济的原因不尽相同甚至迥然相异,市场失灵仅仅是在市场发育到一定阶段、市场缺陷日渐明显的背景下才成为国家干预所应对的问题。国家干预包括调控和规制,二者均须采取法律的形式,经济法正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

论经济法语境中的国家干预

经济法的基本属性是什么,一直是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一个争论焦点。文章通过对国家干预一词的语义解释,论证了国家干预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文本解读,阐明了经济法的基本属性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接着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国人受益于国家干预的情形,同时引述了外国学者对中国国家干预绩效的评价,最后提出了完善中国国家干预运行机制的若干构想。

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观与市场调节观——对国家与市场分析范式的一种解读

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是经济法的基本分析范式,本文以国家干预观和市场调节观作为两条主线,以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两大经济思潮的理论演化为论述起点,在实践层面,分析评价了中国经济转型期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并进行了反思;在理念层面,阐释了国家的法律与社会的法律的理论命题;在制度层面,提出了对国家干预进行宏观调整和微观重构的理论构想,旨在对国家与市场分析范式进行系统解读,寻求经济法的合理内核,实现国家干预权的正确行使。

经济人与国家干预法

在市场体制中 ,经济人既造就市场效率 ,也促成市场非效率 ,因此需要国家进行干预以使市场获得理想效率 ,而国家的干预既要激励经济人 ,又要约束经济人 ,由此使干预者陷入两难困境。为走出这一困境 ,必须基于经济人的人性特点探寻对经济人的激励路径和约束方式 。

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基于法律文本的实证考察

典型的经济法的法律文本显示,在经济法的立法中,遵循了国家干预的内在逻辑,在干预主体、干预目标、干预方法、干预边界以及干预责任五个方面都有相当数量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客观地证成了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还揭示了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是一种尊重市场机制的干预。虽然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已成为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独立法律部门的重要原因。

工业革命前英国对工资的国家干预

英国历史上国家对工资的干预起源于中世纪晚期,1349年至1389年数个劳工法相继规定工资限额、由治安法官厘定工资并监督法律执行情况的做法,奠定了英国前工业社会国家对工资进行干预的基础。1563年的伊丽莎白学徒法则是前工业时期国家干预的集大成者,在英国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伦理思想

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西方经济学上引发了一场所谓“凯恩斯革命”。《通论》虽然基本上属于实证经济学,但它并没有完全超脱于伦理价值判断之外,而是在其中蕴含了一种社会哲学的思考。凯恩斯在经济与伦理的结合上,研究和分析了宏观经济学中的有效需求、节俭、储蓄、充分就业等问题,形成了以国家干预主义为特色的经济伦理思想。

国家干预与社会发展——以二战后美国的科技投入为视角的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适应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要,紧紧围绕国家利益强化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调整R＆D投入重点,支撑基础和前竞争研究,引导产业界及全社会增加R＆D投入。这使美国成为世界R＆D投入最大的国家,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核心竞争能力,奠定了美国的科技、经济、政治大国地位。美国政府强化R＆D投入及宏观调控,发挥在科学技术进步中的主导作用,反映了二战后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程度的不断加强,对我国强化科技投入、加快科技进步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针对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中包含的国家干预因素的修正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国内外研究一个国家某种产品或某个产业比较优势变动趋势和研究一个国家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的重要方法之一。该方法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重要的实证分析方法。但另一方面,该方法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因为RCA指数在以原定义公式计算过程中,不能剔除国家对贸易的人为性的干预因素,而这些人为干预因素将不会直接的改变有关商品/产业的竞争力水平,因而RCA指数的计算结果虽然能反映商品/产业比较优势变化状况,却不能反映出该商品/产业内部竞争力的变化情况。本文力图以汇率的官方(人为)调整因素为对象,对原定义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进行一定的修正,使得修正后的指数能更加清晰和准确的反映出某种商品或产业由于内在竞争力变化而引起的比较优势的变化情况。

市场失灵时的国家干预——欧盟竞争法中的国家援助

欧共体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 体制,维护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是欧共体市场秩序的基本原则。因此,欧共体原则上不允许成员国通过对某些企业或者生产部门的财政援助而影响欧共体市场的有效竞争。然而,现代产业经济理论却普遍认为,市场本身有着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在市场失灵时,国家援助可以提高企业的效率。

儿童监护事务的国家干预标准——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基础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下监护事务的国家干预以司法干预为核心,发展方向从最小干预走向扩大干预,并趋于采用多元化的干预方式。司法干预的过程涉及到科学的评估,最大利益有以父母角度或者儿童角度考察者,而列清单的模式基于对相关构成要素与干扰要素的深入分析,对本原则进行司法化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以监护资格剥夺第一案为例,探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提出既需要遵守当前立法,也需要合理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经济法的观念基础与规则构成——对“需要国家干预论”的反思与拓展

作为经济法的重要学说之一的“需要国家干预论”,因其影响大,而争论和分歧也多,分歧的焦点在于对“谁之‘需要’”与“‘干预’什么”存在不同理解。对此问题,按整体主义理解,国家干预是社会基于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意味着“需要”的主体是社会,干预的内容是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经济关系。正因“需要”的主体是社会,就防止了国家干预的恣意性,同时,社会整体利益因有国家代表而得以保障,从而彰显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属性。另外,社会的“需要”决定了经济法的目的,目的作为指针指出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准则,同时,整体构造的复杂性预示了经济法技术规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西方的理论与我国的实践

资本主义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 ,基本上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两手并用 ,但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我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借鉴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源配置方式上的经验教训 ,自觉地实行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相结合的方式 ,国家宏观调控的水平日益提高 。

论超国家干预经济与国家主权

超国家干预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国家干预经济的自然延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超国家干预经济对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稳定国际经济秩序、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超国家干预经济也客观上造成了对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和弱化,并在实际运作中出现了权力异化。面对超国家干预经济的时代背景,我们应更新和发展主权观念,处理好主权的维护和让渡关系,以国家主权的适应性选择实现国家主权的回归。

晚清国家干预与汉冶萍的初步发展

晚清是汉冶萍存续58年历史中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汉冶萍从创立到初步发展,除了与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努力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外,晚清政府的干预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虽然经历了官办、官督商办到完全商办的体制变迁,但晚清政府基本上能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对汉冶萍在政治、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尽管这种干预是被动的,但仍在一定程度促进了汉冶萍的创立与初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