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冲击与汇率干预边界的非明确性

本文首先对外汇市场结构进行分析,提出固定汇率制下,货币冲击可蓄意制造的特征。其次,通过建立模型说明在固定汇率制下,外汇市场信息不完全和规模不对称的特征令货币危机与经济健康的关系淡化,经济健康不再能保证有效规避货币危机。最后,利用博弈论的思想说明固定汇率制下货币冲击的多发性,并提出非明确干预边界汇率机制对于规避货币冲击的有效性。

“三包”制度的缺陷与消费品质量担保制度构建——以政府干预边界为视角

从"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协调经济之法"的本质出发,透过政府干预边界的视角,对"三包"制度正当性进行考量可知:"三包"责任与瑕疵担保责任存在本质区别,"三包"制度造成了产品质量责任体系的混乱,反映出政府干预与市场作用的失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公权力的扩张及政府干预的越界。现阶段,有必要废止"三包"规定,制定《消费品质量担保法》,通过提高立法层级、设定最低担保条件、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实现质量担保体系的重构及政府干预边界的回归。

论东亚建立不确定性干预边界的汇率合作机制

论文首先分析东亚实施钉住混合货币篮的汇率目标区制存在的弊端,从新的视角提出,这一地区应建立以不确定性干预边界为核心的汇率合作机制;进而指出,这一汇率合作机制更具有弹性,可使各国规避货币冲击,易于搭建汇率合作的平台。

失位与归正:平台经济中政府干预的边界厘定与制度建构

政府在干预平台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的干预缺位问题和干预过度问题共同导致了政府干预的失位状态。平台经济中的外部性风险、垄断风险以及收入分配失衡风险呼唤政府介入干预,同时政府在干预平台经济方面具备私权限制、利益结构调整以及公共利益导向等功能优势。处于干预失位状态的政府应在认清平台经济特点的基础上,秉持市场优先原则、合法性原则、公共利益原则等三个原则把握干预平台经济的基本方向,通过考量数据利用、平台自治、消费者权益、行业发展等因素对干预边界进行厘定。在定位廓清的基础上,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完善制度建构,对干预失位的状态予以归正:从平台数据治理、平台权责设置、市场竞争规则三个层面完善平台经济法律体系;突破政府与平台企业博弈的藩篱,建立信息联通机制和协同共治机制;建立“事前市场准入、事中数据管控、事后执法保障”审慎包容的全链条干预机制,在干预中挖掘平台自身的管理者属性,从而实现政府干预与平台自治有机结合,达到平台经济的善治目的。

管理浮动汇率制下的动态干预边界——基于我国1994～2005年数据的测算

本文基于从1994年1季度到2005年2季度的数据,运用一个多方程结构模型,对2005年3季度后的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干预边界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2005年7月以后人民币仍存在一定的升值动力,期间货币当局的干预倾向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过于频繁的干预并不利于汇率的长远稳定。从而指出管理浮动汇率制下的汇市干预必须以综合考虑基本经济因素和干预倾向而准确测算现实均衡汇率为基础,动态地把握干预边界,以使市场汇率不过分偏离均衡汇率,应逐渐降低干预频率,增大汇率的基本经济因素弹性,根据市场汇率波动情况灵活地进行双向干预操作。

数据犯罪刑事合规治理的边界

《数据安全法》与《刑法》的衔接,正是刑法积极有效治理新兴数据犯罪及法治边界的侧照。既要发展、又要安全是《数据安全法》的根本逻辑,也奠定了刑法干预的价值冲突与调和维度,尤应善用以“数据安全”反制“数据犯罪”的制度性“紧箍咒”。两法衔接会相继落座于理论体系与立法修正。既要厘定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也要遵照立法科学化的要求,适时启动专门的数据犯罪立法,以缓解规范供给不足问题。在犯罪结构经历重大调整的新情势下,宜导入正在全面推进的企业刑事合规试点及其政策效应、治理优能,为积极、科学治理数据犯罪提供有益契机、场域与样本。依理启用合规不起诉,会具体显现相对特定的数据犯罪应对理路。应以数据犯罪的特征与规律为起点,设置更具精准度的合规有效性体系,提高应对数据犯罪的整体效能。

强制性抑或自愿性:我国碳标识立法进路之选择

碳标识制度因在实践中取得实质性环保成效而在域外广泛适用。为应对绿色贸易壁垒,我国部分企业已开始为产品加贴碳标识,国务院也于2016年底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的意见》等政策推动绿色标识制度的发展。然而,法律层面的立法空缺使得碳标识制度推行面临多重困境,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选择强制抑或自愿的推行方式。在借鉴域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建议以本土现实需求为导向,基于"合法性、适当性和均衡性"的政府干预边界原则,选择分散型立法模式,以"先自愿再部分强制"的阶段性方案推进碳标识制度实施。

发展区域文化产业的认识与战略问题探析

文化产业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多重社会目标的实现,但不能因为某个产业具有发展的必要性或重要性就把该产业说成为支柱产业或主导产业。是否属于支柱产业应该根据产业经济学的理论规范进行衡量与判断。当然更不能因为某个产业不是支柱产业就忽略该产业的发展。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受着历史发展基础、行政层级差异和关键人才等多种因素的约束。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中政府主导与推动不可或缺,但政府调节存在边界,政府调节方式尚需依据新的发展条件予以创新。